在盧卡奇看來，要駁斥實證主義對辯證法的否定，要把辯證法從自然主義和科學主義的扭曲中解救出來，辯證法就必須奠定在堅實的根基之上，這一堅實的根基不是別的，就是“社會曆史”。盧卡奇明確指出，隻有曆史辯證法，沒有自然辯證法，“非常重要的是，要認識到這種方法隻限用於曆史和社會領域。從恩格斯關於辯證法中所形成的誤解主要是由下述事實造成的：恩格斯受到黑格爾的錯誤引導，而把這種方法應用於自然界，而辯證法的一些基本要素，例如主體和客體的相互作用，理論與實踐的統一，作為思想變化的根本原因的各個範疇的基礎的現實曆史變化，等等，並非來自於我們關於自然的認識”[11]。盧卡奇進一步明確指出：“馬克思主義的具體化了的無產階級的科學觀點造成了超過黑格爾的偉大進步，這在於它拒絕從反思的範疇中去尋求人類認識的某個‘永恒’階段，在於它堅持認為這些範疇是資產階級社會中的思想和生活的必然的模製品，在於思想和生活的物性化。隨之而來的是對曆史本身辯證法的發現。因此，辯證法不是從外部輸入曆史，也不是根據曆史來解釋曆史（這正像在黑格爾那裏經常出現的那樣），而是直接從曆史中推導出來的，人們可以意識到這種曆史的一定發展階段上的邏輯表現。”[12]
這表明在盧卡奇看來，之所以是“社會曆史”而不是其他存在充當辯證法的真實根基的角色，是因為社會曆史本身的存在和運動在“本性”上就是“辯證”的，或者說社會曆史本身具有獨特的“辯證本性”。這種“辯證本性”內在地要求一種與其本性相適應的方式予以把握，這種方式隻能是辯證法。所以盧卡奇才強調：“如果拋棄或抹殺辯證法，人們就無法理解曆史。這並不意味著，離開辯證法的幫助，就無法對特定的人和時代作出或多或少的說明。但是這不可能把曆史理解為一個統一的過程。”[13]奠基於社會曆史之上，辯證法與其載體將一同被托出，一同得以規定——辯證法是關於社會曆史的辯證法，社會曆史在本性上就是辯證的，這二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