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方誌的編纂問題上，章學誠多次批評戴震不懂史學而冒充行家。在《書〈朱陸〉篇後》一文中，章學誠非常嚴厲地了批評戴震。他說：“其於史學義例、古文法度，實無所解，而久遊江湖，恥其有所不知，往往強為解事，應人之求，又不安於習故，妄矜獨斷。如修《汾州府誌》，乃謂僧僚不可列之人類，因取舊誌名僧入於古跡。又謂修誌貴考沿革，其他皆可任意，此則識解漸入庸妄，然不過自欺，尚未有心於欺人也。”[88]
對於這一相當專門的學術問題，《戴震評傳》與《章學誠評傳》二書的作者，大約是出於對自己傳主的無意識偏愛，都認為各自的傳主在地方誌編纂問題上所提的理論主張，更有合理性。如《章學誠評傳》的作者認為：“按照戴震的主張，其結果就很容易把當時考據學家那種專務考索地理沿革、埋頭古書、輕視當代文獻、不問現實政治的不良學風帶到修誌領域。其內容自然是‘厚古薄今’，不能反映當代社會情況。”[89]
又說，章學誠認為戴震“‘不解史學’，‘記傳文字，非其所長，纂修誌乘，固亦非其所解’。這些批評，是基本符合戴震的實際情況的，無可非議”[90]。
《戴震評傳》的作者則用了將近十頁的篇幅來分析戴震與章學誠在地方誌問題上的爭論，其基本傾向是維護戴震的地方誌觀點，個別地方批評了章氏的觀點。如作者說：“章提出重文獻，是以一般曆史科學的文獻要求來要求地方誌，未免不合方誌需實情的體例，戴震重沿革實際上就是重曆史和現實的實際情況。”[91]
對於章學誠、戴震二人在地方誌編纂問題上的爭論，我們認為，王記錄的評價或許更為平實、公允。他認為，章學誠在《記與戴東原論修誌》一文所說，戴震在方誌問題上隻主張“誌以考地理，但悉心於地理沿革，則誌事已竟，侈言文獻，豈所謂急務哉？”“隻是章氏的一麵之辭”。因為，“查戴震的著述，隻見戴震強調修誌須明沿革，未見戴氏以方誌為地理專書之言”[92]。戴震在方誌問題上強調的是“切民用，明政事”的經世史學思想。“因此，對章、戴之爭，我們今天應有持平的看法。”“章戴二人，治學路徑不同，立言之旨各異，不必抑揚軒輊。”[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