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學誠對戴震的批評，除了倫理取向的差異之外，有些的確是由學術旨趣和思維方式的不同而導致的。我們認為，由於他所堅持的曆史哲學思維方式不同於戴震所堅持的實證化的經學考據學思維方式，使得他對道以及求道的方法的認識，有比戴震等乾嘉考據學者高明的地方。其“道論”中對道在六經之中，又在六經之外的論述，遠勝於戴震認為道在“六經之中”的托古主義理想，可以將他看作清代哲學中發展戴震哲學精神的另一大學者與思想家。
章氏“道論”思想的輪廓大致如下：闡道源、定道體、明道器，從而為文史工作指明根本方向，並為不同領域裏的文史工作的價值提供哲學根據。其卓識創見在於對“道器”關係的闡述，提供了前人所沒有的新思想內容。從後人的角度看，其“道器關係論”與王夫之雖多有暗合之處，然而在章學誠時代，他似乎還無法看到王夫之的相關論述，因而，其“道器關係論”可以視為他的思想獨創。
在章學誠的思想體係中，他所講的“天”有兩層意思。一是客觀的自然之天，即類似今日的宇宙。在《天喻》篇，他說：“夫天渾然而無名者也。三垣、七曜、二十八宿、一十二次、三百六十五度、黃道、赤道，曆家強名之以紀數爾。”[72]在《匡謬》篇，他說：“盈天地間惟萬物。”[73]二是代指自然而然的狀況，不是人力所為的過程與結果。這一意義上的“天”概念主要是用來說明道的客觀性，非人為性和普遍性。
因此，當他從生成論的角度說出，“道之大原出於天”“天地生人，斯有道矣，而未形也”這兩句話時，就是在闡述“天道”問題。而文中的“天”就是自然之天。
當他說“故道者，非聖人智力之所能為，皆其事勢自然，漸形漸著，不得已而出之，故曰天也”[74]時，他是在闡述道的客觀性，其中的“天”字有自然而然，不是人力所為的自然過程與結果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