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學誠在文史問題上有很多高明的學術見解，然而，在倫理學與政治立場上卻顯得相當保守。這種保守的政治與倫理學立場使得他無法理解戴震、袁枚等人的新思想。章學誠思想中有這種矛盾不足為奇，思想史上許多思想家都有這一矛盾。
從章氏的學術品格來看，他批評戴震、袁枚不應當是他人品方麵的問題，也不隻是他紓解學術心理壓力的緣故。這多是由思想家個人的人生價值取向導致的。
他認同戴震的學術成就，但對戴震批評朱子學術與曆史地位的做法大為不滿，尤其不滿意戴震口頭上要取代朱子的“狂傲”態度。章學誠在《朱陸》中，含蓄地批評戴震“飲水忘源”，在《書〈朱陸〉篇後》中，則直接地批評戴震“心術未醇”。特別令章學誠不能容忍的是，戴震在口談間稱：“自戴氏出，而朱子僥幸為世所宗已五百年，其運亦當漸替。”章氏認為，戴震的說法“謬妄甚矣！”並認為這些說法“害義傷教，豈淺鮮哉！”[59]特別是因為戴震的這些口頭說法，致使“徽歙之間，自命通經服古之流，不薄朱子，則不得為通人。而誹聖排賢，毫無顧忌，流風大可懼也”。
從表麵上看，章氏在《朱陸》和《書〈朱陸〉篇後》兩文裏，是在替朱子說話。若聯係章氏的其他文章來看，章氏更看重的是朱子所代表的儒家“道統”。而這一“道統”的精神則在於朱子及往古聖賢所代表的一種人倫秩序、人格典範與權威。[60]而這種人倫秩序、人格典範與權威不因為他們在具體知識方麵的缺陷而有損他們的形象。因為知識發展的規律是後出轉精，不足以此而詬病前人。以戴震為代表的考據學家雖然在訓詁學、名物學知識方麵高出前人，但並不足以憑此而菲薄前人，尤其是自己的學術前輩。如果憑此來菲薄自己的學術前輩，就是一種“忘本”的行為，在道德上是非常糟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