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是”是乾嘉學術研究的共同精神綱領，但每個學者對此具體精神綱領的理解有一定的差異性，從而顯示了乾嘉學術共同體內部精神內涵的豐富性。段玉裁學術的主要成就在對《說文解字》的研究方麵，但其學術思想非《說文解字注》一書所能概括。相對於其師追求“十分之見”而言，段玉裁在“求是”方麵表現出某種謙遜的態度，而且將“求是”上升到人生終極價值追求的高度，深化並推進了該時代學人對“實事求是”共同精神綱領的理解。
（一）“凡著書者，將以求其是而已”
相對於焦循、阮元而言，段玉裁更是一個語言學家而不是一個哲學家。他在促使18世紀中國哲學的語言學轉向的過程中，其思想與哲學更遠，而與語言學更近。即使如此，他在有關訓詁、注經原則、治經方法等方麵的論述，仍然涉及了廣義的語言哲學的問題。特別是他在古典的語文學研究中所貫徹的追求真知的精神，與戴震是相通的。他在《左傳刊杜序》中說：“凡著書者，將以求其是而已，非將以求勝於前人而要名也。將以求勝於前人而要名，則吾斯未信，而欲天下後世信之，無是理也。雖然，吾非以要名，吾非以求勝於人而誠求其是，則其書之成，宜若必可信矣。”[1]他曾經批評當時人模仿明人王應麟著《困學紀聞》和明末清初大學者顧炎武著《日知錄》的著書方法。他認為這種著書方法有兩種弊端：一是好為異說；二是剿說雷同，中無所得，僅是邀名而已。他自己的觀點是著書應當追求真知。他說：
聞之東原師曰：“知十而皆非真知，不若知一之為真知也。”洞徹其本末，剺剖其是非，核諸群書而無礙，反之吾心而帖然，一字一句之安妥，亦天地位，萬物育之氣象也。久能所說，皆得諸真知，故近以自娛娛親，遠以娛人，渙然冰釋，怡然理順，其傳世行後無疑也。[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