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玉裁是音韻學家，他對聲音與意義的關係更為敏感，其認識也更為係統、深入。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他深化了聲音與意義相關聯的語言學思想，提出了“治經莫重乎得義，得義莫切於得音”的語言哲學思想和治經的語音學原則。這可以看作他對乾嘉語言哲學思想的一種獨特的貢獻。在《王懷祖〈廣雅注〉序》中，段玉裁這樣說道：
小學有形、有音、有義，三者互相求，舉一可得其二。有古形，有今形；有古音，有今音；有古義，有今義。六者互相求，舉一可得其五。古今者，不定之名也。三代為古，則漢為今；漢魏晉為古，則唐宋以下為今。聖人製字有義而後有音，有音而後有形。學者之考字，因形以得其音，因音以得其義。……治經莫重乎得義，得義莫切於得音。[8]
從上述一段話可以看出，段玉裁已經將戴震“由字以通其詞，由詞以通其道”語言哲學思想轉化為一種經學的語義、語音學，在學術上推進了戴震的語言學研究，然在哲學上則更加遠離了戴震的思想。
（一）因音求義的語言學方法
在如何辨析字義的問題上，他從語音為主的原則出發，指出：“文字起於聲音，六書不外謠俗。六書以象形、指事、會意為形，以諧聲、轉注、假借為聲；又以象形、指事、會意、諧聲為形，以轉注、假借為聲……六書猶五音，十七部猶六律。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不以十七部不能分別象形、指事、會意、諧聲四者文字之聲韻鴻殺，而得其轉注假借。”[9]又說：“古六書、假借以音為主，同音相代也，轉注以義為主，同義互訓也。作字之始，有音而後有字，義不外乎音，故轉注亦主音。”[10]“字義不隨字音為分別。音轉入於他部，其義同也。音變析為他韻，其義同也。平轉為仄聲、上入轉為去聲，其義同也。”[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