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循（1763—1820年），字理堂，江都人。他是“後戴震時代”著名的哲學家、數學家，而且是清代著名的《周易》學專家。他的哲學思想雖然深受乾嘉考據學的影響，但又並不局限於考據學，具有較高的哲學思辨性。
學術界有關焦循的研究已經發表了很多有價值的成果[31]，然而，對於焦循“性靈”經學思想，以及通過對這一種新經學思想的闡發而揭示“後戴震時代”乾嘉學術的微妙變化，即更加重視經學研究者個體主體性因素的增長，似乎關注得不夠。[32]此處，筆者欲略學者已有研究之詳，詳他人研究之略，嚐試以“性靈”經學為題，對焦循思想中所體現出的對經學研究者個體主體性關注的新傾向，以及這一新傾向與焦循思想中重視經典意義還原的“人文實證主義”方法之間的內在緊張關係做一簡要論述，以推進學術界有關焦循的思想研究。
筆者在研究戴震與乾嘉學術的過程中，曾發表過係列文章論述以戴震為代表的乾嘉學人，他們在從事哲學思考時，依托音韻訓詁等廣義語言學的方法，和相關的典章製度知識、古代科學史知識以及版本校勘、文獻考訂等人文考古的手段，開創了一種新的“人文實證主義”的經學與子學研究方法，從而使得該時代的哲學思考表現出明顯的“人文實證主義”的色彩。[33]這種人文實證主義的方法，在阮元的經學研究中，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的語言學研究中，任大椿、孔廣森等人的製度學研究中表現得最為突出。我們通過對焦循的初步研究發現，作為乾嘉學派後期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的焦循，其哲學思考與經學研究，雖然基本上沿著戴震所開創的“人文實證主義”的路徑，但在具體的研究過程表現出了鮮明的個人特色，那就是在追求經典原意與表達學者個人“性靈”的二者之間，焦循的思想稍稍有偏向於學者個人“性靈”的傾向，從而與戴震等人努力通過實證方式發掘蘊含於經典之中的“道”的客觀化傾向了有非常微妙的偏差，使得“後戴震時代”的乾嘉經學研究與哲學思考，表現出了為研究者的個體主體性張目的新傾向。而且，這一潛滋暗長的、重視知識精英的個體主體性的思想，在章學誠的史學研究種袁枚的詩歌創作理論那裏也得到了某種曆史性的回應。章學誠在史學研究過程中，經常強調研究者的“別識心裁”和“神解精識”的重要性，而針對學問中的功力與性靈的關係，也有明確的論說。他曾說：“仆嚐謂功力可假；性靈必不可假；性靈苟可以假，則古今無愚智之分矣。”[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