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循通過對“六書”中“假借”方法在《周易》中運用情況的論述，揭示了“六書”中“假借”方法在“易哲學”中的普遍意義，以哲學的思維提升了“六書”中“假借”方法的普遍意義，從而深化了人們對“假借”方法的認識，並通過此方法又深化了對“易哲學”的認識。他說：
六書有假借，本無此字，假借同聲之字以充之，則不複更造此字，如許氏所舉“令”“長”二字。“令”之本訓為發號，“長”之本訓為久遠，借為官吏之稱，而官吏之稱但為令為長，別無本字。推之而為麵毛，借為而乃之，而“為”為母猴，借為“作為”之為，無可疑者也。……近者學《易》十餘年，悟得比例、引申之妙，乃知彼此相借，全為易辭而設，假此以就彼處之辭，亦假彼以就此處之辭，如“豹”“礿”為同聲，與“虎”連類而言，則借“礿”為“豹”，與“祭”連類而言，則借“豹”為“礿”。“沛”“紱”為同聲，以其剛掩於困下，則借“沛”為“紱”；以其成兌於豐上，則借“紱”為“沛”，各隨其文以貫，而聲近則以借而通。竊謂本無此字而假借者，作六書之法也；本有此字而假借者，用六書之法也。古者命名、辨物，近其聲即通其義，如天之為顛，日之為實，春之為蠢，秋之為愁……無不以聲義之通而字形之借。故聞其名即知其實，用其物即思其義。欲其夷也，則以雉名官；欲其聚也，則以鳩名官；欲其戶止也，則以扈名官。以曲文其直，以隱蘊其顯，其用至精。施諸易辭之比例、引申，尤為神妙矣。[41]
有關“六書”中的“假借”方法，在語言、文字學中有很多討論，學者們的觀點並不盡相同。[42]焦循從“作六書之法”與“用六書之法”的兩個層麵討論六書中的“假借”方法，實為創見。而他又特別從“易學”的語言運用法則出發，進一步從“比例、引申”的角度來豐富“六書”中“假借”的方法，更是把“六書”中的“假借”方法泛化為一種語用學方法。這一方法是否符合《周易》一書作者的當初的意圖，暫且不去討論。但有一點我們認為是相當明確的，即焦循在“易學”的語用學意義上討論“假借”問題，已經遠遠超出了“六書”中“假借”方法的原意了，在一定意義上已經將“假借”方法上升到一種“易哲學”的思維與表達方法了。而這種哲學方法意義上的“假借”，其實為他的“性靈”經學提供了一種貌似具有客觀性的文字、語言學的工具與手段。究其實，是要為他的“以己之性靈，合諸古聖賢之性靈，並貫通於千百家著書立言者之性靈”的“性靈”經學主張提供一種表麵上的可實證的文字、語言學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