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引之（1766—1834年）清代漢學家，字伯申，號曼卿，江蘇高郵人。其祖安國、父念孫，皆以治名物訓詁稱著。王引之承其家學，究心《爾雅》《說文》《音學五書》等，以求文字、音韻、訓詁之學。嘉慶四年（1799年）為進士，以優異成績徑授翰林院編修，後擢升至禮部左侍郎，參與纂修《詞林典故》，任實錄館、國史館副總裁。道光七年（1827年）晉工部尚書。曾奉旨勘訂《康熙字典》訛誤，輯為《考證》十二冊。逝世後，諡號文簡。其學以文字訓詁最為專精，與其父王念孫齊名，並稱“高郵二王”。
（一）新語義的發掘與古典人文知識的增長
王引之的學術特點及其貢獻，可以通過龔自珍的《工部尚書高郵王文簡公墓表銘》一文略窺一斑。他以平日所聞於王引之自我評價的口氣說道：
吾之學，於百家未暇治，獨治經。吾治經，於大道不敢承，獨好小學。夫三代之語言，與今之語言，如燕、趙之相語也；吾治小學，吾為之舌人焉。其大歸曰：用小學說經，用小學校經而已矣。又聞之公曰：吾用小學校經，有所改，有所不改。[132]
王引之敢於改正古人錯誤的是這樣三類情況：“周以降，書體六七變，寫官主之，寫官誤，吾則勇改；孟蜀以降，槧工主之，槧工誤，吾則勇改；唐、宋、明之士，或不知聲音文字而改經，以不誤為誤，是妄改也，吾則勇改其所改。”[133]王引之不敢亂改的一類錯誤是：“周之沒，漢之初，經師無竹帛，異字博矣，吾不能擇一以定，吾不改；假借之法，由來舊矣，其本字十八可求，十二不可求，必求本字以改假借字，則考文之聖之任也，吾不改；寫官槧工誤矣，吾疑之，且思而得之矣，但群書無佐證，吾懼來者滋口也，吾又不改。”[134]
由上所引文獻可知，王引之的學術研究內容及其方法是通過小學的途徑來研究儒家經典，改正其中存在的各種文字錯誤。而改正經典中的錯誤有敢改與不敢改的原則，因而其改正經典中錯字的行為是非常小心謹慎的。以下將通過其《經義述聞》一書的語言學研究的成就，揭示其在經學研究活動中掘發出的一些古典人文知識，從而考察其對清代人文知識增長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