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元通過有選擇的方式，將儒家經典中並非常用的語詞上升到重要的思想史高度，從而通過訓詁的方式作一創造性的解釋，曲折地表達了他本人愛民的政治與倫理思想。在《釋順》篇，阮元說道：
有古人不甚稱說之字，而後人標而論之者；有古人最稱說之恒言要義，而後人置之不講者。孔子生春秋時，誌在《春秋》，行在《孝經》，其稱至德要道之於天下也，不曰“治天下”，不曰“平天下”，但曰“順天下”。“順”之時義大矣哉，何後人置之不講也！《孝經》“順”字凡十見。“順”與“逆”相反，《孝經》之所以推孝弟以治天下者，順而已矣。故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是以卿大夫士本孝弟忠敬以立身處世，故能保其祿位，守其宗廟，反是，則犯上作亂，身亡祀絕，《春秋》之權所以製天下者，順逆間耳，魯臧、齊慶皆逆者也。此非但孔子之恒言也，列國賢卿大夫莫不以順、逆二字為至德要道。是以《春秋》三傳、《國語》之稱“順”字者最多，皆孔子《孝經》之義也。[204]
阮元通過文獻訓詁，得出了這樣的政治學結論：
聖人治天下萬世，不別立法術，但以天下人情逆敘而行之而已。故孔子但曰“至德要道以順天下”也。“順”字為聖經最要之字，曷可不標而論之也。[205]
在《釋達》篇，他針對宋明以來將“達”理解成“明體達用”之“達”，提出了一種重視事功的人生觀。他說：“‘達’之為義，聖賢道德之始，古人最重之，且恒言之，而後人略之。元按：達也者，士大夫智類通明，所行事功及於家國之謂也。”[207]他反複引證古代經典，以證明“達”非“達用”之“達”，而是指士大夫“學問明通，思慮不爭，言色質直，循行於家國之間無險阻之處也”[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