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戴震的語言哲學思考第一次明確地提出了“由字以通其詞，由詞以通其道”語言哲學綱領與方法，開始了利用文字、詞匯、語言的新工具從事哲學思考的語言學轉向，那麽，其後學如段玉裁、高郵王氏父子、阮元等人則進一步對通道之“字”的新工具進行鍛造，在更加精細的經典訓詁層麵追尋經典的原義，從而實現對經典原義的還原。如何徹底地實現對古代經典意義的還原呢？那就必須找到經典的關鍵詞的“本義”，這樣才能真正地獲得經典的原初意義。所以，阮元說：“古聖人造一字必有一字之本義，本義最精確無弊。”[221]
他在辨別“佞”與“仁”二字的意思時說：“是故解文字者，當以虞夏商周初、周末分別觀之。”[222]阮元注意到文字意義的曆史演變過程，在文字、語言與經典意義的解釋與研究過程中，體現了曆史主義的思想，這在一定程度上糾正了戴震過於重視語言的共時性特征，相對忽視語言的曆時性特征的偏頗。簡括地講，阮元追求本義的曆史還原主義思想是通過“因音求義”和崇尚漢人古訓的方法來實現的。
（一）“古字義隨音生”
但若“財成”一詞如王引之所言，即“成”字，則阮元此考據又成了新問題。
在《釋門》篇，阮元說道：
上述新思想的出現，全是依托音訓方法。由此可見，乾嘉時期哲學的語言學轉向，的確給該時代的哲學思考提供了新的活力。
（二）崇尚“漢人之詁”的複古主義方法
對於文字訓詁標準的選擇問題，阮元的思想中有崇尚古人的複古主義方法與“實事求是”超越時空的本質主義學術理想的矛盾。他一方麵說：“餘以為儒者之於經，但求其是而已矣，是之所在，從注可，違注亦可，不必定如孔、賈義疏之例也。歙程易田孝廉，近之善說經者也，其說《考工》戈、戟、鍾、磬等篇，率皆與鄭注相違，而證之於古器之僅存者，無有不合，通儒碩學鹹以為不刊之論，未聞以違注見譏。蓋株守傳注，曲為附會，其弊與不從傳注憑臆空談者等。夫不從傳注憑臆空談之弊病，近人類能言之，而株守傳注曲為附會之弊，非心知其意者未必能言之也。”[228]另一方麵他又說：“兩漢經學所以當尊行者，為其去聖賢最近，而二氏之說尚未起也。……吾固曰，兩漢之學純粹以精者，在二氏未起之前也。”[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