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20世紀哲學的風雲變幻，從關注於“認識如何可能”到“語言表達的如何可能”這一哲學基礎的根本變化，哲學進入了一個不同於以往形態的“分析時代”，這使得整個20世紀西方哲學的發展深深地銘刻著“語言”的烙印。從胡塞爾（E.Husserl）為拯救歐洲科學的危機而創建的以探索存在和意識現象為主要內容的現象學，到伽達默爾（H.Gadamer）用現象學方法尋求語言理解的詮釋學（hermeneutics），從以科學為模式重建哲學基礎的邏輯經驗主義，到試圖通過分析語言結構來揭示人類文化結構的結構主義，盡管這些哲學流派的出發點和理論基礎各不相同，有的甚至處於對立狀態，但它們都表現出對語言的強烈興趣，將語言作為一種分析手段運用於各自哲學理論的構造當中。即便是興起於20世紀後半葉的後現代主義思潮，也通過對語言和文化的研究，取代了傳統的邏輯的、思辨的研究，在更為廣泛的意義上使分析哲學的發展呈現出多元化的格局。“所有這些不僅沒有使哲學走入上世紀末哲學家所擔憂的窮途末路，相反，西方哲學在這個世紀的蓬勃生長，恰恰向世人表明了這樣一個樸素的道理：隨著曆史而消亡的隻能是某個具體的哲學理論或理念，而隻要人類存在一天，哲學就不會真正走向消亡，因為人類就是需要哲學來填補的理性動物。”更為重要的是，“在這些哲學家看來，唯有真正的語言研究而不是那種希冀通過語言尋求某種心靈結構的研究，才無須任何被可能接受或提出的基礎”[1]。
概括起來講，這樣一種哲學範式的轉變具有非常顯著的時代特征和哲學意義。而定向於語言分析方法的研究，則為理解和把握科學哲學和語言哲學這一演變的曆史進程、趨勢定位和理性重建的模型及其各種特征提供了最清晰的脈絡。其基本特征就是哲學的語言學化和語言的哲學化。一方麵，哲學的後形而上學發展要求在語言中尋求它的具體應用層麵，引入語言分析手段以豐富自身的方法論特征；另一方麵，語言在擺脫了單純的工具媒介特質後趨向於抽象和理性，試圖在哲學基礎上奠立自身的實在或本體地位。這一過程可分為三個階段：一是“語言學轉向”（linguistic turn），發生於20世紀前半期，維特根斯坦（L.Wittgenstein）、卡爾納普（R.Carnap）等哲學家使用語言語形分析手段解決哲學問題，形成語義哲學；二是“語用學轉向”（pragmatic turn），發生於20世紀70年代，奧斯汀（J.Austin）、塞爾（J.Searle）等哲學家借用語用學的成果來構築哲學對話的新平台，形成語用哲學；三是“認知轉向”（cognitive turn），發生於20世紀末期，植根於語用學對講話者意向性、心理的關注來解決科學認知問題，形成認知哲學。[2]語言分析，特別是語用學的認識論和方法論以及“語用學轉向”以來形成的語用思維，成為哲學研究的新的出發點和生長點，它既總結了“語言學轉向”的合理成就和經驗教訓，又為“認知轉向”提供了基礎和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