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學轉向之後，20世紀分析哲學和語言哲學發展的第二個階段，是70年代的“語用學轉向”。在這一階段，奧斯汀、後期維特根斯坦、塞爾、格賴斯、奎因、戴維森等後分析哲學家借用語言語用學的成果構築了哲學對話的新平台，為科學理論的合理性進行辯護，尋求交流和使用中的語言的意義，形成了語用哲學。
透視哲學領域中所發生的這場從語義學到語用學的革命性轉變，可以發現其產生的兩個重要因素。首先，曆史悠久的語用學研究逐漸發展成為一門獨立學科，其優越性日漸彰顯。語用學的曆史可以追溯至古希臘—羅馬時代，那時就有著名的語氣理論。普羅泰戈拉（Protagoras）、斯多葛學派（stoic school）的哲學家都曾對此有所論述，亞裏士多德在《修辭學》和《解釋學》中的觀點更是從兩個相反的方向上促進了語用思維的發展，這些觀念潛移默化地影響了後來的哲學研究。隨著德國、英國、法國、美國的哲學發展中延伸出各具特色的語用思維，作為一種符號的和哲學的語用學的基本含義和域麵日益清晰和明確。到1977年，《語用學雜誌》（Journal of Pragmatics）在荷蘭的阿姆斯特丹正式發行，並在創刊號中由哈勃蘭德（H.Haberland）和梅伊共同署名發表社論《語言和語用學》，提出“語言語用學”的觀念，語用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正式誕生並很快形成顯學。
其次，語言分析方法的語用學轉向還有其深刻的時代背景，一方麵，它是“語言學轉向”後語言哲學和分析哲學發展的內在必然結果，正如蒯因在《從邏輯的觀點看》中所批判的，現代經驗論受兩個教條所製約，除了主張在分析的和綜合的真理間具有根本區別之外，“另一個教條是還原論：相信每一個有意義的陳述都等值於某種以指稱直接經驗的名詞為基礎的邏輯構造……拋棄這一教條的後果就是轉向實用主義”[1]。這種把一切科學命題都還原為真的或假的經驗命題的主張事實上與證實論一脈相承，建立於對科學邏輯的絕對信念上，根本無力解決意義的經驗標準問題。作為20世紀核心觀念的“意義”問題，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一種哲學流派或理論的成敗，所以轉向其他求解途徑已是大勢所趨，語用學作為一種更為動態和包容的語言分析方法，逐漸在科學研究和哲學探討中為人們所采納；另一方麵，現代符號學的發展也給語用學提供了新的生存空間，由於語用學涉及的是符號過程的結構和功能等問題，所以，隨著符號的意義表達和傳輸對整個符號運行過程中語境的依賴，傳統探討符號問題的各種方法，包括邏輯的、結構主義的和現象學的方法不再能夠滿足符號學發展的要求，使符號學中的語用維度逐漸地凸顯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