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地講，符號學（semiology）亦稱為“指號學”（semiotics），是有關記號、記號過程、記號功能和記號使用的研究，因此探討涉及符號過程、結構、功能和使用的所有方麵，如人造機器中信息變換和傳輸的過程、植物和動物的刺激和反應過程、有機體中的新陳代謝、靈長類動物個體和群體之間的相互交往、人類間的交流、社會機構間的各種往來關係，以及對法律文件、文學、音樂和藝術中的複雜符號結構理解進行解釋的過程。[2]從曆史的角度看，“符號學”自古代起就被應用於解決日常生活實踐中遇到的具體問題。這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臘的醫學傳統，古希臘人把符號學看作醫學的一個必要部分，因為醫學符號學可以幫助醫生去認識各種疾病的外在表象，即在疾病和外在表象之間建立具有符號特征的征兆，並在此基礎上進行疾病的診斷。而羅馬時代的預測術，其目標就在於通過對現有預兆的解釋，來對未來事件進行預言，這種預測術之得以實現的可能就源於對符號過程和功能的把握。當然，這些對符號學思想和技術的應用基本上都具有實用主義的性質，是一種經驗基礎上的符號工具的使用。
符號學的理論性的發展則開端於蘇格拉底和柏拉圖的哲學。蘇格拉底開創的通過對話、辯論來澄清問題的方法，從對生活實踐當中的各種實際問題的質疑來開始哲學研究，他的這種與智者之間的哲學問答法，“實際上成為人類以後兩千多年語義分析活動的萌芽”，因為他要求對所使用的語詞和推理的方式進行選擇，涉及對語詞和非語詞記號的表達問題，可以說是一種符號學的思考方法，所針對的都是關於道德、法律、語言、行為、邏輯等的基本語義問題的辨析，正是這種對語詞基本語義的質疑態度成為西方哲學和符號思想發展的根本動力之一。[3]柏拉圖對符號學發展的貢獻主要不在於提出關於記號和語詞的具體使用上，而是通過提出“理念論”的哲學觀，理念論認為現實世界中的對象都是“分有”了理念世界中的同名實在的屬性，才具有了意義。這裏的“理念”從邏輯上講，實際上就是指一般概念、種、共相和範疇，是同名可感諸事物的共性，是超越時間、永恒存在的實在，本質上就是事物的“語義”集合體，同名可感諸事物的個體語義和指稱均源於此。這一理論的提出使得蘇格拉底對記號和語詞問題的關注開始上升到理性的層麵，使作為語言、思維和行為統一體的古希臘邏輯學得以出現，從而與蘇格拉底一道，開創了邏輯學的語義研究方向，成為希臘符號學思想的基礎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