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傳統語義學和語用學劃界的理論中可以看出，它們實際上體現了不同的劃界模式和對兩者關係的不同看法，可概括為[41]：其一，抽象模式。它把語用學描述為比語義學更為基本的東西，通過從語言的使用者和使用的成分中來抽象出語義學，進而再從語義學中抽象出語形學，包括莫裏斯、卡爾納普等在內的語言哲學家均是以這種模式開始他們的劃界理論。其二，附加模式。這種研究模式源於對自然語言的理論構建，因為把形式係統的模式用於自然語言時，對諸如信念、知識、義務等意義問題無法得到解決，需要發展語用係統來補充語義實體。這樣，對於一個命題而言，作為一種語義實體，它就可被用於不同的目的，在一種情景的交流中可斷定它為真，而在另一種中則為假。語用學研究的就是對語義實體的“操作”，是對語義學和語形學的一種理論附加。其三，相鄰模式。這種模式預設了一個巨大的語言現象領域，在該領域中，存在兩個各自獨立的觀點，即語義觀點和語用觀點，從各自的視角出發對語言現象研究，它們有時處於重疊狀態。
而關聯理論的研究模式則從新的視角上將語義學和語用學之劃界的研究，定位並統一於人類的認知交流過程中，使語義學和語用學走出狹隘的語言學領域，從而為語言哲學走向廣闊的認知科學哲學奠定了基礎。具體講，傳統的與關聯的語義學和語用學劃界理論的哲學認知意義體現在：
首先，語義學和語用學的劃界澄清了語言哲學研究中許多相關的論題。長期以來，對語義學和語用學的對象域的研究形成了各種對立的觀念，並因此產生對兩者各自研究界域的不同認識，它們是[42]：其一，語言的（約定）意義和用法。前者把語義學限製於語詞的字麵意義，具有形式的、不變的特征，後者則認為辨明語詞之語義歸屬的唯一方式是給出它們是如何被使用的，因而隻有語用學的研究才能真正澄清語詞的意義，所以“語義學為語言提供了一種語句意義的完全解釋，語用學則為語句如何在言說中被使用來傳達語境中的信息提供了一種解釋”，[43]從而，“語義學和語用學之間的區別就是約定地或字麵地與語詞，由此與整個句子相關涉的意義和通過更普遍原則，使用語境信息得出的進一步的意義之間的區別”。[44]其二，真值條件的意義和非真值條件的意義。這就是說，語義學研究命題，通過說明語言句子的真值條件來研究句子和表達它的命題的搭配規則，語用學則探究不能由直接指向句子表達的真值條件來說明的言說意義，所以，“語用學＝意義-真值條件”，[45]它研究那些在語義學中所不能把握的各類層麵的意義。其三，獨立於語境和依賴於語境。語境在語義學和語用學的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地位，通常被用於解釋語用學如何補充語義學，語境填充了言說意義和語言意義之間的斷裂，因此，語義學對語言意義的理解獨立於語境，而“語用學則研究語言在語境中的使用，以及語言解釋的各個依賴語境的方麵。”[46]事實上，正是這些對立觀念的澄明促進了語言哲學的進一步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