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列阿爾的語言的語用和對話理論，開創了法國將言語和語言置於個體的和社會的心理學中研究的傳統。在他的啟示下，包括鮑汗（F.Paulhan）、柏格森（H.Bergson）和本維尼斯特（E.Benveniste）等在內的法國哲學家和語言學家，將心理的、社會的、功能的因素引入對語言本質和言語行為的分析中，改變了以往對意義和思想間關係的關注，而轉向對意義和行為間關係的研究。正像後來的維特根斯坦那樣，“‘語言的目的是去表達思想’——因此可以說每一個語句的目的就是要表達一個思想。那麽，例如‘下雨了’這個語句表達的是什麽思想？”[36]事實上，重要的不是通過語句來表達思想，而是由此引起聽者的行為趨向。因此，語言具有雙重本質，它是思想表征的工具和行為的工具，一個句子的言說不僅具有一種符號功能，而且具有一種社會的或實踐的功能。
另一方麵，柏格森的生命哲學也為這一時期對語言功能的認識提供了啟示。柏格森的二元論哲學把世界分為生命（或意識）和物質。他把進化解釋為生命衝動的持續運行，是尋求把自身強加於反對它的物質之上的單一的原初衝動。我們通過理智來考察物質，但是通過直覺來考察這種生命力和作為不可分割之流的時間實在的。基於這種認識，在語言本質問題上，柏格森也主張語言的二元論，認為語言具有感情的和理智的功能。在他看來，語言首要地被視為一種人類約定，我們語言的每一個詞可以都是約定的，語言對於人類來講，就跟行走一樣是自然的。現在，語言的首要功能，就是在合作中建立交流。語言傳達命令和警告，規定和描述話語，在其中，不僅有即刻行為，而且指出了事物或它的某一屬性，在心理中有一個未來行為。但在任一情況中，語言具有工業的、商業的、軍事的和社會的特征。這個觀點滲入了鮑汗等對語言功能的研究中，使當時一種作為自然的和創造的浪漫語言觀點取代了啟蒙的理性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