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語言哲學的視角看，除了實用主義所激發的語用觀念外，美國語言哲學家塞爾和格賴斯也分別通過對“言語行為”理論和“會話含義”理論的研究促進了語用學的整體發展。
1.塞爾的言語行為理論
英國哲學家奧斯汀開創的從行為視角研究語用的道路，後來由塞爾所繼承和修正，使言語行為理論進一步完善化和係統化。具體地講，塞爾的言語行為理論主要體現在：
其一，塞爾對言語行為進行了新的分類。在奧斯汀把完整的言語行為分為敘事行為、施事行為和成事行為的基礎上，塞爾提出言語行為的四種類型，包括：①發話行為（utterance act），是說出語詞和句子的行為；②命題行為（propositional act），通過對事物的指稱和表述實施的行為；③施事行為（illocutionary act），在說某事中所存在的行為，如提問、命令和許諾等；④成事行為（perlocutionary act），對聽話人的行為、思想和信念等產生了影響的行為。[53]可以看出，在此塞爾用命題行為取代了奧斯汀的敘事行為，因為他認為奧斯汀不適當地分割了敘事行為和施事行為，而事實上，用作陳述的動詞同樣可以實施行為。本質上講，塞爾和奧斯汀在言語行為理論分類上的分歧，實際是對語句意義（sentence meaning）和語力（illocutionary force）間關係的認識上的差異。奧斯汀把言語的意義歸諸敘述的或描述的內容，不承認對言事行為可以進行意義分析，並認為語力和句子意義有根本的區別，前者是言語行為的非理性部分，而實際的理性部分則為命題內容所獨占。塞爾則認為，命題不同於斷定和陳述，斷定和陳述是施事行為，而命題則不是，盡管並非所有施事行為中都包含命題內容，但大多數完成了施事行為的語句中，都包含命題成分和施事成分，後者指明了該語句的語力，所以語句意義和言語行為事實上是同一的。因為有意義的句子憑借所具有的意義，都能施行一定的行為，而言語行為同樣可以借助於句子來表達，不同的話語可以用來表達同一命題，但可具有不同的語力。所以，塞爾指出，命題的表述是命題行為而不是施事行為，但命題的表述總是通過完成施事行為來表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