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爾士的符號學和實用主義很大程度上是認識論的和邏輯的，而杜威則使它用於實踐上。在杜威工具主義實用主義哲學中，最為核心的概念是“行為”，這是一種真正的整體的行為概念。在他看來，一些理論對行為的整個單元的特殊刺激做出了特定的反應，所有其他行為都是由這些單元構成的。因此，行為是在有機體和意識內部進行的，具有有意識的、感情的和理智的特性。但對杜威來講，行為的原初單元是整個有機體被涉及的行為，並且反應的機製存在於行為的整體發展中。按此觀點，環境並不是行為存在的地方，而是行為的一個真正部分和有益條件。因此，實用主義首先並不是與抽象的玄思相關，而是與對科學方法、教育、法律以及社會道德等的具體問題的反思相關。心靈不再被視為是靜止的，而是自然的一部分，它通過人類行為發展並改變了世界，這種行為在檢驗假說、信念、思想和在改進它們中作為工具而存在。
像杜威一樣，米德（G.Mead）的實用主義關心的是“心靈和自我如何能從社會互動中突現出來？”的問題。米德把語言不僅僅視為思想的表達或事物的表征，而且基本地視為社會互動的一種重要類型。他寫道：“我們不僅從表達內在意義的立場上，而且通過發生於群體的合作大語境中的信號和手勢來探討語言。意義就在這一過程中出現。”[47]所以，米德認為，“人們是通過使用意義符號進行社會交往的，也正是在使用意義符號進行社會交往的過程中，人們才產生了心靈、自我”[48]。意義符號的形式最先表現為姿勢和對姿勢的反應，經過長期演化，最後固定為語言符號，就是說，對於語言的來源和使用基本的東西是有機體發出的形體姿勢，如手勢或形體語言。動物間和人類間的交流的淵源是：某一個體的形體姿勢促進了另一個體的相應反應，此反應由此發出另一個形體姿勢以及他們間的反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