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矛盾的加劇和激化，作為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流派的法蘭克福學派（Frankfurt School），自20世紀60年代末期開始成了現代社會理論中主導性的思潮之一。以霍克海默、馬爾庫塞和阿多諾（T.Adorno）為代表，他們的社會批判理論以馬克思的理論為出發點，以對現代資本主義社會進行綜合性研究與批判為主要任務。在他們看來，雖然現代資本主義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加富裕、更有競爭力，但本質上它是一個“極權主義的社會”，宣揚的是極端化的科學技術理性，以犧牲人的積極性、創造性和勞動的目的性為代價，來達到經濟、技術的一體化，因此是一種“打著理性旗號的現代奴隸製”[21]。但是，在如何擺脫這種使個體泯滅的社會製度上，他們與馬克思主義分道揚鑣了。他們認為馬克思的無產階級的政治革命、經濟革命已經隨著社會實踐的變化過時了，現在應當用“本能革命”“意識革命”來取而代之，即通過對人類行為的心理基礎和人的本能結構的改造，來改變個體的現實狀況。這樣，法蘭克福學派的這種以文化意識哲學為核心的社會批判理論，就由對現實的揭示走向了構建現代“烏托邦”式的革命理論。
同時，對現代資本主義壓抑個性的另外一種批判是由尼采（F.Nietzsche）以及其後繼者福柯（M.Foucault）、德裏達（J.Derrida）等後現代主義和後結構主義者所做出的。他們采取了對作為工具理性願望的理性進行批判的形式，並將工具理性作為理性的全部，認為正是工具理性的過分發達，使得金錢和政治等異己存在幹涉了人的主觀世界，動搖了人的意義感，因此，必須壓製理性而發揚感性。
在哈貝馬斯看來，這兩種對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就其對資本主義社會現狀的揭示而言，無疑是正確的，但它們過於悲觀化了。尼采及後現代主義和後結構主義者由於對理性社會的不滿而走向了對非理性主義的宣揚，而老一代法蘭克福學派思想家則對現代化社會的前景感到暗淡，並在前者的侵蝕下走向了理論的死胡同。麵對理性概念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所處的這一悲慘境地，哈貝馬斯既不願意放棄社會批判理論，即他認為任何時候都需要一種對西方資本主義的批判理論，又不願意像老一代法蘭克福理論家那樣，屈服於後現代主義和後結構主義而壓製理性概念。他確信完全有可能在正確揭示現代社會病症的同時，為這種畸形化了的資本主義社會提供一個非病理的、規範的、正常的評價標準，即進行理性啟蒙的計劃。但是，他也看到，為了這一目標的實現，必須探尋另一條可選擇的道路，以重新奠立理性的地位。在他看來，這種重建的理性應當既為個體的和社會生活的不合理或不公正的形式的批判提供一種標準，從而繼承老一代法蘭克福社會批判理論的根本目的，揭示資本主義社會的本質，同時，它也應當避免不合理地壓製理性，而忘卻了個體和社會生活之理性實現這一現代性的計劃。在繼承和批判老一代法蘭克福學派社會批判理論和廣泛汲取英美語言分析哲學、釋義學與實用主義哲學的成果基礎上，哈貝馬斯最後選擇了“規範語用學”為模式對理性進行重新的建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