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貝馬斯的社會批判理論是戰後德國哲學重塑中最為典型的代表之一。它重新思考並恢複了自康德以來強調人類自由、理性及自我反思的啟蒙傳統，在積極汲取英美分析哲學和實用主義思想的基礎上，試圖從理論與實踐話語相統一的基礎上，為理性的重建尋求一條出路。他的規範化語用學在整個社會批判理論中，具有重要的和基礎性的作用。這種地位可以圖示如下：
圖4.2
可以說，正是規範語用學的建構，使得哈貝馬斯從德國18世紀以來的意識哲學傳統，進入了以語言為媒介的現代性的社會批判理論，從而建立起20世紀末期最具創造性、體係龐大的社會哲學理論。規範語用學除了在哈貝馬斯的理論中的核心作用之外，它對當代哲學的發展也具有極為深遠的意義，具體表現為以下三方麵：
首先，對從嚴格的語言哲學的觀點看，哈貝馬斯的規範語用學除了作為交流行為理論的一種理論支持之外，它還給現代哲學中激發了“語言學轉向”的意義和真理的問題提供了一種方法，即語形、語義和語用相整合的語言分析方法。作為20世紀哲學方法論的顯著特征之一，語形學以句法形式為取向，形成邏輯——語形分析，語義學以言說對象為取向，形成本體論——語義分析，語用學以語言使用者為取向，形成認識論——語用分析。但這些分析方法長期以來一直處於一種割據狀態，以致在處理意義和真理問題上形成了對立的理論。通過對規範語用學的建構，哈貝馬斯無疑為語形、語義和語用的整合提供了一條可選擇的思路。正如他自己所言，他並不一般地反對分析的語義方法，相反，在尋求規範語用學的成功出發點中，正是通過傳統語義分析方法才得以進入到語用的層麵上。事實上，他甚至將語用的處理視為是對真值條件語義學的一種拓展或補充，即完全保留了對句子的意義的形式語義學解釋這一基本假設，隻是將它擴展到包括了非斷定式的語言表達式，認為即便不是以交流使用為基本定位的句子，也完全可以用形式語義學的工具來進行分析，隻不過它們僅是語言使用的一種特殊情況。同時，在結合了語義分析的同時，他也吸收了語形分析方法。哈貝馬斯規範語用學這一重建語言分析的計劃，實際上在分析交流者的“交流能力”之前，預設了他的“語言能力”，即交流者是一個有能力的主體，他不得不已經掌握了語法規則的符號係統。隻有在一個語法句子滿足可理解性主張的前提之下，主體才能對言說提出其他有效性主張，整個交流實際上隻是把一個形式正確的句子定位於達成理解的行為中，從而實現句子結構內在包含東西的過程。這樣，無論是去表征事態、表達意向，還是建立人際關係，句子的語形分析都是必要的。因此，主體的“語言能力”和“交流能力”是內在地聯結在一起的。這樣，他就在尋求言語行為的語用分析的途徑中，將語形、語義和語用分析方法整合在一起，為規範語用學提供了合理的方法論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