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語用學的語言實在觀基本圖景中，指稱理論所表現出的相對非確定性和心理意向性的基本特征，是與其在方法論上出現的相應變革分不開的。這一方麵歸因於語用學的興起和克服自身理論技術缺陷的迫切要求，使得語言哲學愈益走出自己狹小的圈子，不再拘泥於單純的邏輯分析和句法研究；另一方麵語用整體論的認識論有效地促進了傳統微觀語義分析的弱化和整體語用方法的構造。
1.傳統的微觀語義分析方法
語義分析方法作為早期分析哲學所建立起來的一種研究手段，在指稱理論的曆史進步中，確實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但隨著人類理論思維的進展，它已遠不能適應指稱理論發展的需要。
首先，它帶來的是對絕對指稱和經驗意義的追求，並導致了在對象和語詞之間建立一一對應世界的古板圖景。它所期望的試圖用分析方法來消解傳統形而上學哲學問題的目的，遠未達到。它所尊崇的“語義上升”戰略，即哲學家們不僅應注意到事實和觀察，而且更重要的是應注意到事實描述和觀察語句，則令人陷入更為尷尬的境地：除了語句分析之外，別無所事。事實上，隨著語用整體論的認識論的擴張，單一的語義分析方法已不能再滿足日益多元化的研究格局和追求非確定性指稱理論的需要，它作為一種研究方法已逐漸地失去了它的首要性。
其次，這一方法建立在一種錯誤的背景語言觀上。這就是既把語言當作某種“自解”的東西，同時又用它去解釋一切。這種“自解”的解釋者就像柏拉圖的形式、康德的範疇、羅素的邏輯實體一樣，可以用作為被解釋項的語詞得到解釋。這樣一來，在語言“自解”的意義上，要解決“自我指稱的問題，就必須改變整個圖景”[9]。而“圖景”的改變實質上即是“世界”的改變，它需要在全新的視角下開拓新的思維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