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上半葉，當分析哲學家們高舉著形式理性的旗幟進行一場“新的哲學革命”時，統治了哲學領域達兩個世紀之久的“認識論轉向”便不可抗拒地被“語言學轉向”所取代。人們通過分析語言，更具合理性地達到了傳統認識論在分析頭腦的探索中所期望達到的目的。在爾後數十年中，關於語言結構、“語詞—經驗”關聯和意義分析等的哲學方法論的闡釋，賦予了“語言學轉向”確定的曆史特征。但是，以分析哲學為中流砥柱的“語言學轉向”不能不具有它的曆史局限性，特別是形式理性與科學主義的觀念，導致了某些“不能令人容忍的極端傾向”[9]。當人們越來越清晰地意識到，對形式理性的極端迷信和科學主義的神話已日益成為阻礙科學進步的因素時，“語言學轉向”及其產生的一係列結果受到了來自各個方麵的強烈挑戰。
首先，語言分析不是萬能的。“語言學轉向”的根本特點就是用現代邏輯技術來進行語言分析。應該看到，這種把問題上升到語言層麵或把問題局限於隻考慮對語言的使用是否相同的方法，客觀上避開了某些說不清楚或一時不能說清楚的問題，尤其是本體論地位方麵的麻煩。但是試圖以之來解決所有哲學問題，便成為不切實際的空想了。這種極端追求“形式理性”的後果便是試圖建立一種統一的科學主義語言，將所有的概念和陳述符號化，進而用數學的推演來代替哲學的思辨。事實上，現代邏輯技術本身是有缺陷的，它隻能處理語言中一部分語言算子和句式，而且，對於許多概念的性質，如因果關係、時間先後關係等，它根本不能容納。同時，自然語言，並不像邏輯經驗主義認為的那樣一無是處，哲學問題，也並不完全是由於自然語言的模糊性和歧義性所造成的。事實上，自然語言和形式語言之間存在著深刻的關聯。隨著“統一語言”的失敗和解釋實踐的進一步深入，人們逐漸意識到，把哲學的任務當作總是根據特定意義和句法規則，去翻譯、解譯或解釋任意符號的思想，完全是一種形式主義和理性化了的語言學理解的圖景。它並不具有覆蓋所有哲學認識的能力，既不是自明的，也不是必然的。語言的主要功能在於實踐，是人類的公共交往形式，也就是說，對語言而言，使用才是最根本的。在這方麵，自然語言是先天的、自然的。因此，隻有使語言理解與解釋經驗、語言分析與語言使用相互滲透和融合，才能真正地發揮語言在哲學認識中的功用。片麵地強調任一方麵，隻能走向極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