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四心”是指：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孟子認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與仁義禮智存在密切聯係，仁義禮智即來自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孟子》一書中共有兩章談到“四心”：一是在《公孫醜上》，為一般性的論述，沒有涉及“四心”說形成的背景和原因。二是在《告子上》，其文說：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叟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啟、王子比幹。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
從這次談話看，孟子提出“四心”說同當時人性善惡的爭論，尤其是同告子的辯論密切相關。孟子主張性善論，故提出“四心”說予以論證，同時對告子等人的觀點進行批駁。那麽，孟子與告子辯論是在什麽時間？這無疑是我們討論“四心”說時首先要回答的問題。現在學者多認為這次辯論是在孟子首次到齊國時，時間大概是在齊威王二十七年（前330年）左右，如張秉楠說：“這場人性問題的爭論當發生在齊國。其時間亦當在孟子來齊之初。因為告子亦為稷下早期學者，他的人性論和另外幾種人性理論在當時較有影響，重視人性之辨的孟子一到齊國稷下，就不可能不對這個問題表明自己的態度。”[1]我們認為這一看法基本可取，下麵再做幾點補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