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體而言，三種因素從各自角度共同塑造了戰後河北的“胡化”印象。
第一個因素，在於安史之亂中政治軍事格局的客觀作用。隨安祿山南下的將領有很多成為後來河朔藩鎮的統帥，如安忠誌(李寶臣)鎮守土門而逐漸據有成德；而隨史思明南下的平盧係將領田承嗣等，更是後來居上成為晚唐河朔藩鎮的主要力量。代宗朝末年，整個河北的軍事格局已基本定型，此後無論是魏博還是成德，其發展更多表現出一種胡漢融合後的特征。及至元和年間田弘正歸唐，他將過往六十年的河北演變史總結為“自天寶以還，幽陵肇亂，山東奧壤，悉化戎墟”,盡管我們已就“戎墟”的政治意涵有深入辨析，不過對於自幼生長於茲的魏博新帥而言，作為“戎”之本義的幽營胡騎，其南下河朔所產生的巨大影響卻是再明晰不過的。
燕朝高層內鬥而軍鎮力量穩定發展，使恒魏在叛亂期間分別成長為各自區域的軍事重鎮。渡邊孝、毛漢光等學者均對此有專門探討①,不過這種探討更多著眼於叛亂之後的情形，所描述的是河朔藩鎮穩定下來後的內部結構。而要探尋其中胡化的淵源，則需要從安史之亂中恒魏兩州的內部變化入手。這是恒魏此後長期割據的濫觴，也是其胡化最為顯著的時期。安祿山在起兵前夕，便已安排其幕僚顏杲卿以太常丞、範陽節度營田判官的身份攝理常山太守。安祿山於天寶十四載(755)十一月初九夜在範陽起兵，次日太原即上報了太守楊光朔被劫持的事情，也就是說，何千年等人在範陽起兵之前即已南下。十九日安祿山到達博陵南，斬殺楊光朔，二十二日抵達常山，太守顏杲卿開城接納。從太原事變到叛軍至博陵，中間相隔十天，說明在劫持楊光朔後，何千年等人並未再行北上，而是一直滯留博陵等待主力軍隊的到來。博陵與常山兩郡緊鄰，且往來必須經過常山轄下的井陘隘口①,這樣一支劫持朝廷命官的先遣部隊在常山境內來去如入無人之境，這樣看來至少太守顏杲卿對此是持默許態度的。《資治通鑒考異》引《河洛春秋》載，“祿山至槁城，杲卿上書陳國忠罪惡宜誅之狀”,“祿山大悅”,但隨後由於“張獻誠圍深州月餘不下”,河北前途未卜，顏杲卿在趙州司戶包處遂等人的建議下才決定“拒祿山之命”,“立忠貞之節”。②究竟顏杲卿當時的內心考慮如何，我們已不得而知，但一個不容置疑的事實是，他在叛亂前由安祿山特意安排，由範陽節度營田判官一職調任常山攝任太守，並在祿山南下博陵時順利迎接。我們完全不否認顏杲卿隨後起兵反安祿山的凜然大義，但同時也應承認他在叛亂爆發前與安祿山親密的政治關係，這或許正是安祿山必欲剮顏杲卿的深層原因。我們據此來看，常山在叛亂最初，就是安祿山布在河北中部最為重要的棋子。這種曆史淵源，使其成為叛亂期間爭奪最為激烈，也最被燕軍看重的據點。由於軍鎮建製長期穩定，並在長期鎮守中逐漸形成深厚的將卒統屬關係，因此反倒孕育出可依靠的軍事力量。刻於大曆元年(766)的《承天軍城記》與刻於大曆十一年(776)的《妒神頌》,兩方碑的碑陰將領名單與職任生動地反映出軍鎮中這種將卒遷轉的牢固密切的人事關係。①盡管這是河東承天軍的情況，但作為緊鄰的河北恒魏諸軍鎮，其實際情形不會有太大差別。而一度作為燕政權首都的鄴城居於恒魏之間，使得這一帶在作為戰場前線的同時，也發揮著燕政權核心與樞紐的作用。燕政權有三個核心區，分別是位於北部的幽州、據守中部的相州、南端的洛陽。三個核心中，幽州在叛亂爆發後隨著主力軍隊的南下，更多作為燕軍回防、整頓與補給的基地。經過數次兵變與內訌，燕軍初期的高層將領如阿史那承慶、向潤客等先後在內鬥中死去，使得“由史思明所安排的幽州軍政體係”趨於瓦解。②洛陽則在至德二載(757)十月被唐與回紇聯軍收複，此後雖有反複，但已基本處於唐軍掌控之中。因此，由恒州往南至相、魏二州這一線，就成為燕軍南北聯絡的必經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