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對安史之亂及其後河北重要將領的族屬、生活地域進行了細致羅列，在此基礎上得出了河北胡化的重要結論，其解答當從“民族遷移事求之”。這一胡化進程“在李唐最盛之時即玄宗之世”便已開始，及至“安史亂後，除擁護李氏皇室之區域”外，“尚別有一河北藩鎮獨立之團體”,甚至“長安天子與河北鎮將為對立不同之二集團首領”,是以“不待五代之亂，神州東北一隅如田弘正所謂‘悉化戎墟’矣”。④這一觀點固然有解釋安史之亂爆發原因的意旨，不過其終極目的在於通過河北胡化與胡漢殊途，闡述“關隴集團”的種族變化。
陳寅恪對河北藩鎮是以戰鬥為職業的胡化之區的論斷如實地反映了唐後期這一地區的內在特質，但是這並不等於說明河北藩鎮是完全別異於中央文化的特殊區域。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河北當地有儒學傳統的家族仍承習世業，而非一律拒斥周孔文教，河北以文化為媒介與中央王朝保持著內在的聯係。①河朔地區也絕非陳寅恪所指出的那樣是為兩京貴族所避之不及的為官之地，唐代後期士人北遊河朔的現象也逐漸為學者們所重視。②毛漢光也指出河北胡化程度在不同區域有不同的表現，鎮州暨滹沱河一線以北，其人以武質為主，以南雖然政治上是強藩統治，但社會上仍有若幹士人，但是隨著河北地區胡化程度之加深，河北南部地區的士人也不斷地南移。③森部豐已指出在安史之亂前夕，恒州等河北中部地區便有粟特胡人聚居。榮新江進一步注意到叛亂平定後，在“排胡殺胡”的社會風潮下，大量粟特人入居河北。④
與此同時，河北藩鎮的形成動因也得到了深入探討。日野開三郎將唐朝在安史之亂平定後采取的對河北藩鎮的措施稱為“漸進主義”,這一方略直接導致了魏博、相衛、成德、幽州、淄青等廣義上的“河北”藩鎮的形成。⑤蒲立本探討了叛亂對唐後期藩鎮軍事權力的影響⑥,認為“節帥攫取並把持地盤是此後數十年藩鎮強權而中央弱勢的根源”⑦。彼得森將幽州作為個案進行研究，重點強調東北藩鎮的特殊性。①梅兆讚(Jon-athan Mirsky)從中央與地方的結構關係入手，對安史之亂造成的地方勢力尤其是河北藩鎮的強大進行了深入分析。②中國學界傾向於將藩鎮的形成歸結為肅、代之際唐廷整體決策的失誤，岑仲勉總結為“肅、代昏暗，輔弼無謀，安、史雖死，而安、史之亂卻未定，於是形成晚唐藩鎮之禍”③。方積六認為軍事力量的強大、財力的雄厚、官僚的地方化以及地主豪強的統治，成為唐後期河朔三鎮長期割據的原因。④黃永年認為綏靖安史降將是當時河北叛黨勢力尚強的情況下朝廷被迫做出的權宜之策。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