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細審胡化論的發展演變脈絡，我們會發現這一問題的根源在於安史之亂的發動者安祿山以及與之相關的一眾將領的特殊身份，亦即史籍中反複強調的“營州雜種胡人”。盡管粟特說久盛不衰，但它存在的根本缺陷在於，粟特人在唐代官方史籍中並無明確的人戶記載，單憑個案的疊加來闡釋胡化，難以使人信服。與之相對的是大量東北民族的數量記載。以往學界的爭論，重點在於“雜種胡”,但事實上隻要我們稍加翻檢，不難發現其表述約略有“營州雜種胡人”、“營州雜胡”、“營州柳城胡”幾種，其核心並非“雜種”,而在於“營州”。在安史之亂爆發之後，中原地區的人們普遍產生了胡人南下、胡人作亂的看法，此後的叛亂期間，史籍中常能見到燕軍尤其是其主力曳落河“北走範陽”的記載，清楚地表明其與幽營的密切關係。這些叛亂前夕在東北邊境日益集聚的雜胡群體，並不是叛亂爆發的首要原因，但無疑是安祿山賴以培植其力量的無形溫床，是一股潛移默化地推動幽營獨立趨勢的巨大力量。在叛亂爆發後，隨著叛軍的推進，其種族因素被播撒至河北、淄青乃至江淮的廣大地區，對整個唐後期的曆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唯其如此，我們就有必要對這個群體進行專門的界定、劃分和鑒別。營州胡是河北胡化的起點，其本身所兼具的雜種、政治等特有屬性，決定了由其開啟的河北胡化進程絕不僅是一次胡人的南遷，而是一場深刻的政治變動。這場變動隨安史之亂而爆發，又在長達八年的叛亂中產生了細微而重大的內部變動，萌生著此後河北政治和種族的諸種因素。
大體而論，學界對於“營州胡”存在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營州胡”特指聚居於營州的混血粟特人，這與“胡”在中古時代的含義相關。陳寅恪認為“安祿山之種族在其同時人之著述及專紀其事之書中，均稱為柘羯或羯胡”①。盡管從文獻學來看，中古“胡”並不專指粟特人②,但“雜種胡”的說法仍被很多學者理解為與其他民族混血的粟特人③。另一種觀點則認為“營州胡”統指生活在營州的諸蕃部族，這與營州特殊的種族結構有關。營州地處唐朝東北邊境，是平盧軍與安東都護府的共同駐地，主要管轄契丹、奚等東北蕃部以及高麗降戶。然而無論上述哪種觀點，都很難與一個基本事實達成調和，即對於僻居唐朝東北邊疆的營州以及安東都護府來說，其首要任務在於治理當地各個種族蕃部，包括高麗、靺鞨、契丹、奚諸種東北亞民族。①這批民族最早安置於營州，數量上也占有絕對優勢。史載“高麗國舊分為五部”,高宗朝為唐所滅後，唐朝“乃分其地置都督府九、州四十二、縣一百，又置安東都護府以統之。擢其酋渠有功者授都督、刺史及縣令，與華人參理百姓”。②雖然並非所有高麗降戶都被唐朝有效控製，但其中相當部分以部落或流民身份融入安東都護府轄下。契丹的主要部落窟哥等部於貞觀二十二年(648)“鹹請內屬，乃置鬆漠都督府”,另一孫敖曹部則早在武德年間即“與靺羈酋長突地稽俱遣使內附，詔令於營州城傍安置”。③這一類蕃部原本的生活地域便在唐朝東北部，此前或為部落或建國家，但都在唐前期被以羈縻的方式集中安置在營州。根據《舊唐書·地理誌》天寶年間的數據，契丹、靺鞨共占營州都督府所轄蕃戶的80%以上。而如果計入高麗降戶，則高麗、契丹靺鞨、其他部族三者的比例為1:1.15:0.24。顯然，僅以純粹的人戶數來統計，突厥、粟特等部所占比重無疑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