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討這一問題之前，我們需要對安史之亂的學術稱謂和指涉範圍予以辨析。“安史之亂”的提法，在中國和日本學界相對一致，日本學界稱其為“安史の亂”,如1898年小柳司氮太編寫的《東洋史綱要》下編第十六章題目即為“開元天寶の政治及び安史の亂”①。主要問題在於和歐美學界的對接。目前國內學界不時會將西方學界對此事件的指稱譯為“安祿山叛亂”,這種直譯的方法在無形中使中西學界的研究對象發生了嚴重偏差。事實上，西方漢學界對於這一曆史事件的認識，從宏觀構架上來說仍沿襲了唐代後期逐步形成的定義，即安、史兩姓四人的持續叛亂。霍渥士(Henry H.Howorth)在1881年對契丹的考察中，將安祿山與史思明視為前後相繼的叛亂，認為後者是對安祿山反叛的仿效(imitate),安、史的叛亂是一個整體。①1923年勒內·格魯塞(René Grousset)在《草原帝國》一書中也認為，盡管757年兩京光複，但唐朝的“內戰並未平息”②。蒲立本在1955年出版《安史之亂的背景》時，將史朝義稱為“安祿山的最後一位繼任者”,而以史朝義北逃的762年作為安史之亂的終結。③同樣，戴何都(Robert des Rotours)1962年法文譯注本《安祿山事跡》的時間下限至寶應元年(762)十二月李懷仙殺史朝義，包含了完整的安史之亂。④在另一篇論文中，戴何都更是明確指出他所謂“安祿山反叛”(La révolte de Ngan Lou-chan)是從755年到763年。⑤至於李豪偉(Howard S.Levy)的《安祿山傳》時間下限止於乾元二年(759),則因為其書是對《舊唐書》安祿山與安慶緒父子二人列傳所做的英譯⑥,足見歐美學界對於安史之亂和安祿山本人之間的關係區分明確。綜上所述，西方漢學界有關“安祿山叛亂”等提法，實質與中國學界所指相同，應翻譯並理解為“安史之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