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地”之典，出於《戰國策》。趙武靈王“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在貴臣肥義的支持下，立定“胡地中山吾必有之”的決心。①這就是著名的武靈王平晝閑(間)居以定“胡服騎射”的典故。從其“權甲兵之用”以“計胡、狄之利”的初衷來看，此處“胡地”是指趙國北部緊鄰的胡人領地。不過在經曆中古漫長的社會變遷之後，“胡地”逐漸擴展為普遍意義上的胡人聚居區，這在唐人的語境中尤為明顯。怛羅斯之戰中李嗣業曾對高仙芝說“將軍深入胡地，後絕救兵”②,是指胡人的勢力範圍；陳子昂曾描述唐軍遠至突利城的情形——“胡地隆冬，草枯泉涸，南中士馬，不耐祁寒”③,以“胡地”對“南中”,可見其北徼邊地之意；呂令問“下代郡而出雁門，抵平城而入胡地”④,則“胡地”泛指唐厥交界的代北區域；至於靈州轄下靈武縣“本漢富平縣之地，後魏破赫連昌，收胡戶徙之，因號胡地城”⑤,則顯就胡人聚居區而言。故此，“胡地”在唐人語境中是對邊塞之地和胡人生活聚居地區的一種泛稱。
“戎墟”之典，出於《左傳》。《左傳·僖公·僖公二十二年》載：“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發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秋，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⑥披發被周人視為典型的夷狄風俗，“祭於野”即野祭或說墓祭，與當時盛行的祭於宗廟或室內的周禮迥異，辛有見微知著,從披發野祭的民間行為中覺察到該地周禮的淪落(“其禮先亡”),而百餘年後秦、晉兩國將陸渾之戎遷至密邇成周的伊川，使辛有的預言成為現實，“伊洛之地”與“戎狄之墟”兩種反差甚巨的意象首次聯係在一起，對時人內心產生了巨大衝擊。及至西晉末年，五胡內遷，典午南浮，辛有的典故再次被廣泛提及，並出現了“戎墟”這一確定意象。東晉義熙元年(405),遠在涼州的李昌給晉安帝的上表謂：“自戎狄陵華，已涉百齡，五胡僭襲，期運將杪，四海題題，懸心象魏。……今帝居未複，諸夏昏墊，大禹所經，奄為戎墟，五嶽神山，狄汙其三，九州名都，夷穢其七，辛有所言，於茲而驗。”①這裏顯然是以“戎墟”指涉被“夷狄”之類的北方政權所據有的中原故土。這在蕭綺為《拾遺記》所作序文中也可清晰看出，所謂“當偽秦之季，王綱遷號，五都淪覆，河洛之地，沒為戎墟，宮室榛蕪，書藏堙毀”②,是一種本於傳統禮樂的夷夏之辨。隨著北方政治格局的變動，到了魏收編撰《魏書》時，“戎墟”已儼然成為拓跋皇室對周邊割據政權的指斥，他將張宴、沮渠蒙遜等人斥為乘“周德之衰”而“介在人外，地實戎墟，大爭郅張，潛懷不遜”,以致“終為擒滅”③,體現出基於現實政治訴求的鮮明正統觀。而僧祐在力圖“設教移俗”以爭取佛教地位時，也恰是以“伊洛本夏，而鞠為戎墟；吳楚本夷，而翻成華邑”④的現實來作為論據。可以看到，“戎墟”之典在產生和發展演變的過程中，始終包含著夷夏之辨和正統之別這兩個層麵的因素，夷狄憑陵是表層的動因，最終仍要落到正統性與合法性的現實層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