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學界習慣於將安史之亂作為唐朝前後兩期的轉折點，然而正如我們此前所指出的那樣，以安史之亂作為唐史分期的做法，摻雜了太多曆史學以外的因素。因此在對這個問題進行討論前，我們需要明確一個基本事實，即玄宗的統治並未因安史之亂的爆發而立刻終結，天寶年間的深層政治鬥爭直至天寶十五載(756)六月，亦即潼關失守、馬嵬兵變後方才宣告結束。這個連續性已為前輩學者所注意，例如，陳寅恪基於其一以貫之的文化史觀以及相應的唐前期“關中本位主義”觀點，將安史之亂作為唐朝內外實力對比的轉折點，指出唐前期中央革命無論流血衝突與否，皆“全國莫之能抗，則以‘關中本位政策’施行以來，內重外輕之勢所致也。然自玄宗末年安史叛亂之後，內外輕重之形勢既與以前不同”,政治革命遂“大抵不決之於公開戰爭，而在宮廷之內以爭取皇位繼承之形式出之”。①這種觀點被榮新江稱為“天寶變革論”②。
至今為止，尚未見學界將唐朝中央的黨爭與胡化明確聯係起來論述，事實上這是一個不容忽視的關鍵問題。如上所述，發生在安史之亂及其前後時期的中央鬥爭是持續一貫的，其影響借由安史之亂而縱貫玄、肅、代三朝。從一定意義上來講，正是天寶年間激烈的黨爭直接導致了安史之亂的爆發，因此對於這一問題的分析顯得尤為必要。關於天寶黨爭中的集團劃分，學界長期以來圍繞吏治與文學之爭展開討論。蒲立本即認為李林甫專權的形成“並非隻是玩弄心機的結果，而是兩個勢不兩立的利益集團間長期鬥爭的結果”③。任士英則將天寶黨爭分為初年和末年兩個階段，分別對應李林甫、楊國忠當政時期。他認為在天寶初年“唐朝中樞政局內的矛盾鬥爭與相互較量，已經投影到唐朝邊防軍事勢力之中”,也可視為邊將勢力卷入了中央鬥爭中，而如“王忠嗣屢奏安祿山有謀反之心”、“安祿山入朝不拜太子”等事“都反映出這種政治態勢”。而關於末年的鬥爭，則主要體現在潼關戰局上，它“是這一時期唐朝中樞政局內不同勢力集團之間矛盾鬥爭的表象”。④總體來看，以往學界的討論無論是吏治文學之爭，還是李楊權力更替，都沒有對玄宗和太子李亨在天寶黨爭中的作用予以專門分析。例如，蒲立本認為玄宗並未介入任何一方，而隻是“怠於提不同意見的官員”,而選擇了“被溫言順從的李林甫所蒙蔽”。①黃永年雖然將對肅宗朝政治的研究上溯至玄宗朝，卻認為“肅宗在成為皇太子以後仍缺真正的奧援，沒有能形成自己的政治勢力”②。任士英指出，正是由於忠王當時“在內廷外朝沒有任何政治力量可以依賴”,才得以代壽王而被立為太子。③然而如果從唐中期中央集權不斷強化的趨勢來看，玄宗與太子在天寶黨爭中的作用才是問題根本之所在。也正因此，我們有必要從源頭上指出當時黨爭的實質，即中央集權的不斷強化和玄宗對舊僚猜忌的持續加重。在這一過程中，太子李亨及相應官員由於人事關係、政治鬥爭等因素而逐漸聚集起來，在事實上形成了與玄宗及宰相相對立的利益集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