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對天寶政局做出分析的基礎上，我們有必要對《舊唐書》提出的李林甫“用寒族、蕃人”使之“專任大將”而“竟為亂階”③的觀點進行商榷。陳寅恪基於“太宗所任之蕃將為部落酋長，而玄宗所任之蕃將乃寒族胡人”這一事實，認為正是由於太宗對於蕃部羈縻保全並任用其首領繼續管轄，因此“此酋長及其部落亦造成一種特殊勢力”,其極端表現便是“東突厥敗亡後而又複興”。殷鑒在前，“職此之故，玄宗之重用安祿山，其主因實以其為雜種賤胡”,是看重“此蕃將及其統領之諸種不同之部落也”。④這一觀點尚有商榷餘地，孟彥弘認為這一現象實有深層的政治原因。⑤借由對天寶黨爭的分析，我們可以對這個問題有更為深入的看法。
為了限製忠王黨勢力，玄宗在天寶後期開始著意培植新的邊鎮力量。王忠嗣卸任後玄宗之所以起用張齊丘和安思順，主要在於他們和朔方集團素無淵源，甚至與朔方軍中的忠王黨有所不和。安思順上任後有意拉攏朔方資深舊將李光弼，“奏為副使、知留後事”,並“欲妻之”,而光弼則“稱疾辭官”。時任隴右節度使的哥舒翰“聞而奏之”,在其幫助下光弼乃“得還京師”。①至於哥舒翰則更與安思順勢不兩立，在祿山起兵後“使人詐為祿山遺思順書”,並上書曆數其罪，一手製造了安思順及其弟元貞被誅之案，以至於“楊國忠不能救”。②上述兩事，史家多以個人恩怨解釋，殊不知其後自有集團利益關係，這從郭子儀後來為安思順平反的積極態度也可見一斑。③
關於張齊丘的生平行狀，史料記載不多，但唯其如此更顯關鍵。張齊丘為吳郡望族④,開元年間應已在朔方軍中任職⑤,天寶五載(746)繼王忠嗣為朔方節度使⑥。張齊丘任內最大的影響，在於他一手培植了橫塞(天德)軍勢力。天寶四載(745)冬唐廷曾在單於、安北兩都護府境內各置一縣①,據此來看，王忠嗣在其節製朔方後期，即已著手充實單於、安北兩都護力量②。但直至天寶八載(749)三月“朔方節度使張齊丘於中受降城北築橫塞城”③,才標誌著這一新興軍事力量的崛起。當年九月，朝廷下詔遍祭河嶽諸神，其中“太仆少卿兼單於、安北副太[大]都護張齊丘祭北海”④。按：《舊唐書·郭子儀傳》稱“天寶八載，於木剌山置橫塞軍及安北都護府，命子儀領其使”⑤,從郭子儀當時的資曆及本傳所謂“累曆諸軍使”的記載綜合判斷，其應為橫塞軍首任經略使，實際經營這一軍事力量，節度使張齊丘僅以副大都護身份虛領。從上引與張嘉貞混淆之逸事，以及天寶八載(749)秋代表玄宗祭祀北海⑥綜合來看，張齊丘在朔方任內一度炙手可熱。天寶九載(750)“靈州都督兼禦史中丞張齊丘上言，請於新築(安)北大都護府建聖德碑頌許之”⑦,頌聖德隻是幌子，實際在於標榜其興建橫塞軍的政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