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祿山在叛亂前，究竟實際掌握著多少權力，這是一個很關鍵的問題。姚汝能在《安祿山事跡》中最早提出其“總三道以節製”的觀點，並注出三道謂其先後擔任的平盧、範陽、河東三節度使。②《舊唐書》、《資治通鑒》等均沿襲了這一說法。③然而如果我們對安祿山叛亂前夕的權力予以客觀分析，會發現安祿山並未掌握如史家所稱那樣大的權力。安祿山的叛亂與此後曆次藩鎮問題一樣，其實質在於藩鎮內部權力結構的更替。
從史源學角度來說，與安祿山同時期的文獻中並沒有關於其兼製三道的看法。以“三道”之類的方式統稱所轄區域，是唐後期處理地方事務時的常見稱謂，是一個產生於藩鎮行政體製時期的詞語，源於朝廷對一些地理緊鄰、政治密切的州道之間協同統籌的總稱。例如，憲宗《上尊號赦文》中有“鄆曹濮、淄青、沂海等三道百姓，久淪寇境”④的說法，又如，宣宗曾下詔“淮南、宣歙、浙西三道今年賀冬及來年賀正所進奉金銀錢帛，宜特放免均融”⑤,再如，懿宗製“江陵、江西、鄂州三道，比於潭桂”⑥,其中淄青三道、浙西三道，都是唐後期行政、經濟有密切關聯的地區，並稱之例頗為多見①。在安祿山叛亂之前的唐朝，一人統轄數鎮的情況極為少見，要麽是人事調整過渡期行政交接期間的臨時現象，如張仁願長安三年(703)年初一度身兼幽、並都督，要麽則是權高位危之際政治鬥爭的一時妥協，如王忠嗣天寶四載(745)統轄四鎮。②黃永年注意到早在玄宗朝中期，幽州節度使便兼領了河北采訪處置、營田海運諸使，“成為權力前所未有的河北全道最高軍政長官”③,不過從行政演進上來說這並不是當時的常態。張國剛指出：“采訪使如果沒有掌握一支強大的軍隊，即行政權若不與軍事權合二為一，是不可能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麵的。天寶年間采訪使與節度使的區域劃分並不完全吻合，二者也是分開設置的。”④故從經濟上來講玄宗朝末期更不會有三道合論的觀念。綜上而言，所謂安祿山“兼製三道”至少不會是天寶年間唐朝官方的看法，甚至也不大像是當時民間的觀念。姚汝能很可能是用晚唐的習語來指涉安祿山叛亂前權力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