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胡”負恩反叛，是玄宗對於安祿山起兵的最初定性。安祿山起兵南下的第七天，確信其反叛的玄宗在華清宮“召宰相謀之”,楊國忠聲言“反者獨祿山耳，將士皆不欲”。①此事被後人賦予過多的道德與價值評斷，事實上如果將楊國忠的說法與次日入謁的安西節度使封常清“計日取逆胡之首懸於闕下”②之承諾相比較，我們會發現這其實是經過玄宗宸斷的官方定調，而半年後玄宗出逃時猶以“逆胡亂常，須遠避其鋒”③為借口。逆胡叛亂，這在唐朝曆史上顯然不是頭一次，早在開元二十三年(735)蘇祿誘群胡圍攻北庭時，玄宗在詔書中即將其稱為“逆胡忿戾”以“圍犯邊鎮”①。據此來看，《資治通鑒》很可能是忠實記錄了當時玄宗對於範陽叛軍的指稱。玄宗的這一指稱同時還暗含了對於故相張九齡預言的認可，史載開元二十四年(736)安祿山戰敗後，被幽州節度使張守珪押赴京師，時任宰相的張九齡認為“祿山狼子野心，麵有逆相，臣請因罪戮之，冀絕後患”②。事實上此事是對張說當初預言可突幹反叛的模仿，開元十七年(729)“契丹王李邵固遣可突幹入貢，同平章事李元紘不禮焉”,時任左丞相的張說認為“奚、契丹必叛。可突幹狡而很，專其國政久矣，人心附之。今失其心，必不來矣”。③不過張九齡預言之典故遠較張說流傳廣泛，這與安祿山反叛後唐廷尤其是玄宗對於罷黜張九齡的悔意有很大關係，玄宗入蜀後憶及九齡之言，曾專程“遣中使至曲江祭酹”④,這是一種具有象征意義的政治宣揚。因此在叛亂的最初，以玄宗為代表的朝廷輿論，是將安祿山起兵定性為逆胡的反叛，就本質而言仍歸為可突幹、蘇祿一類。至德二載(757)正月安祿山暴卒後，淮南節度使高適在其賀表中稱“逆賊孤負聖朝，造作氛祿”⑤,正體現了唐朝最初對於此事的定調。這在當時的墓誌中也得到印證，如死於西京兵亂的李鎬的墓誌中就稱“遭此胡賊”⑥。而至德二載(757)正月死於胡人暴亂的河西節度使周泌之子周曉，雖然是被涼州胡人所殺，其墓誌中也稱“為胡賊所害”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