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七年多漫長的戡亂，代宗終於在寶應二年(763)年初收到幽州獻上的史朝義首級，“中興”大業告成。頗可注意的是，"羯胡"之稱固然已深入人心而成為一種符號，然而它所曾經具有的政治隱喻功用卻似乎在一點一滴地消退。而安史之亂被視為一個完整的曆史事件，與代、德兩朝的朝政發展和政治鬥爭有深刻關係。誠然，當寶應二年(763)正月史朝義授首之時，朝廷上下無疑清晰地意識到這場叛亂的終結以及燕政權的覆亡，但將安祿山與史思明作為一個整體看待，進而將這一事件獨立出來，卻是一個相對漫長的曆史過程。總體而言，代宗以降的諸次政治變動，尤其是長安的失陷與輿駕的播越，使唐朝不得不正麵這一事實，並試圖尋求新的國史解釋。這一過程最終經過陸贄的全新解讀，而形成了從“天命”到“人事”的轉變。
安史一體為亂，是代宗朝以降對於這場叛亂的初步糅合，這一觀念經由一正一反兩種力量塑造而成。正麵的定義，是對史思明及其子朝義政權的界定，將其視為“繼亂”,即安祿山叛亂的後續。與此相聯係的，是代、德二朝對於史氏父子的一種特有稱謂的出現——“史盜”。大曆十四年(779)五月代宗崩後，其冊文稱其在兩京光複、“乾維重構”之後，適逢“史盜閑釁，三河屢梗”①之新患，是以史盜代稱史氏父子。貞元六年
(790)於邵所撰《孫常楷神道碑》中，將肅代更替之際的政治環境描述為“屬安羯史盜作亂之後”②,已將安史視為前後相繼的兩次叛亂。同一時期董晉撰寫的《李抱真德政碑》將寶應元年(762)秋唐朝對燕政權的**清稱為“仆固懷恩之平史盜”③,將史氏政權的清剿視為叛亂平定的標誌。與羯胡安祿山的構逆亂常不同，史思明的複叛被歸入傳統意義上的“寇盜”,是對河朔之地的盜據和攘奪，這顯然是對兩京光複以來"中興"基調的延續。然而安、史兩姓四朝反叛的持續性以及兩河戰事的殘酷性，使唐人又無法回避這一事實。在這種情況下，代宗朝以降的唐廷采取了一種頗為含混的態度，將史思明父子的叛亂續於安祿山之後，但強調其盜據河朔，既符合了史實，又與乾元中興的政治正確不背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