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貞內禪之後，王叔文集團覆滅，憲宗即位，“致太平”成為一個頻繁出現的詞。先秦以降，“太平”一詞長期存在於中國曆史的政治話語中，並在特定時期作為特定工具被加以利用，往上可溯至東漢末年黃巾起義所提出的“致太平”口號①,往下則是北宋道學興起的重要政治追求②。但對於唐人而言，“太平”無論在政治層麵還是在學術層麵，都有源於本朝的“今典”可供追循。因此，我們有必要對唐人的“致太平”理念予以具體分析。
“太平”一詞首次在唐人語境中大量出現，是在貞觀年間。③及至憲宗即位後，唐朝上下普遍存在著對於天下重臻太平的想法。憲宗的“致太平”理想得到了普遍的學說支持。首先，從天道周始、國運興衰的宏觀視角出發，以韓愈為代表的古文學家提出了六十年輪回重歸太平的觀點。
元和四年(809),韓愈在送別李益自幽州往東都時，提出了“國家失太平於今六十年矣。夫十日十二子相配，數窮六十，其將複平；平必自幽州始，亂之所出也”④的重要觀點。若從天寶十四載(755)安史之亂爆發計，“其年歲在乙未，至元和九年甲午，數窮六十”。這種幹支循環複始的理論，由於元和四年(809)唐廷用兵成德而變得烜赫一時。元和五年(810),永州別駕柳宗元曾致書罷相的淮南節度使李吉甫，盛讚其功業為“相天子，致太平”,具體表現為文教上“經術興行”,武事上“暴亂翦滅”。⑤這說明在元和朝前期，“致太平”已經成為一種付諸實施的政治舉動，而**平地方割據勢力成為實現太平的重要途徑。六十年重臻太平的觀點在當時產生了廣泛影響，元和十四年(819),譚忠曾向幽州節度使劉總敷陳大義：“凡天地數窮，合必離，離必合。河北與天下相離，六十年矣，此亦數之窮也，必與天地複合。”①譚忠的觀點與韓愈如出一轍，足見即便在河北，天道變易的想法也已頗為盛行。這種六十年重回太平的觀點，背後是以韓愈為代表的古文學家在思想上的訴求。韓愈將唐代的曆史演進比附於曆史上的王道興衰，認為“仲尼既沒，諸子異端，故荀孟複之”,“周隋之世，王道弗興，故文中之有作”,這是唐以前的兩次王道中衰；及至“唐興，房魏既亡，失道尚華，至有武後之弊，安史之殘”,唐朝的王道中衰在韓愈看來須由“吾約二三子同致君複堯舜之道”。②向往三代之治是古人常有的政治情結，“堯舜”更是對聖明君主的習慣比喻，如杜甫所謂“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然而，韓愈通過曆史的比附，將“致君堯舜”提升到了恢複“王道”的高度，堯舜“由王道政治中的上古聖君變為儒道傳承的精神偶像”,“王道亂，則有儒者出，儒道得傳”。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