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述至此，這個問題並沒有結束，我們還需要對安史之亂本身的分期意義予以探討，而與唐朝國史重構密切相關的，是“盛唐”這一概念的產生。以“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個階段劃分唐朝，似乎已成為學界除安史之亂兩分法以外的一種慣用常識。然而隻要我們稍加用心去審視，不難發現其中的不合理之處。朝代名居後而時間點在前，在曆朝中似僅唐朝如此。②尤為引人注目者，則在於唐朝的曆史劃分中出現了一個獨一無二的概念——“盛唐”。與“初”、“中”等時間界定不同，“盛唐”帶有顯而易見的主觀判斷。以此為核心，此前的曆史具有了明確的導向性和目的性，此後的曆史則始終伴隨著一個既有的參照標準。事實上，“盛唐”這一獨特的概念正是探尋唐朝曆史建構的關鍵點，有必要對其淵源流變加以還原和辨析。
“盛唐”一詞，在唐代以前就已存在，其中的“唐”本指唐堯之世。《左傳·襄公·襄公二十九年》載季劄觀樂至《唐》,以“令德之後”讚美“陶唐氏之遺民”①,將音樂與唐堯盛世聯係起來，成為後世追慕的曆史圖景。這一意象經漢武帝南巡祭祀而得以添加更為直白的政治喻義。元封五年(前106)冬，武帝“行南巡狩，至於盛唐”,此處盛唐為漢縣，地當今安徽六安，武帝於此“望祀虞舜於九嶷”,射蛟於潯陽江，最後“觸舵千裏，薄樅陽而出，作《盛唐樅陽之歌》”②,極盡一時之盛，並成為漢家近典。
建安十四年(209)曹操率軍溯淮水至合肥與孫權接戰，曹丕《溯淮賦》認為“雖孝武盛唐之時”③而不及，正是用了漢朝之典。魏晉以降，疊加了古典與近事的“盛唐”一詞成為固定的文學意象。如果說庾信的“曲高大夏，聲和盛唐”④尚是單純以唐堯入詩的話，謝脁《出藩曲》中“鐃音《巴渝曲》,簫鼓《盛唐歌》”⑤一句，以“盛唐”對“巴渝”,則已顯然融合了兩重典故。無論如何，“盛唐”一詞在南朝已發展為高度成熟的典故，成為禮樂盛世的代名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