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兵回紇與唐朝的政治轉變密切相關，蒲立本即注意到回紇的介入與肅宗靈武即位後廣征各國兵力的平叛策略有關①,黃永年則進而認為唐朝平定叛亂的整個過程轉變，尤其是對河北策略的轉變始終與借兵回紇存在關聯②。然而究竟這種聯係是怎樣產生的?以往史家語焉不詳，這也使得我們對借兵回紇一事的評判多少有隔靴搔癢之嫌。事實上，觀察借兵回紇事件的緣由及演變，有一條重要的政治史線索，即唐朝對於範陽的棄置，以及其背後隱藏的對於北線平叛方略的放棄。本部分先就北線平叛方略的興起、演變，及其最終被放棄的過程予以論述。
安史之亂爆發之後，唐朝的平叛策略存在一個轉變的過程，這種策略的轉變集中體現為兩條平叛路線之爭，我們可將其概括為北線方略和兩京方略。所謂北線方略，是指取北方三受降城一線東進，以代北的雲中、大同為主要戰場，直搗叛軍巢穴範陽。代北是安史之亂爆發後最早的戰場，由於朔方軍主力的預先集結和指揮得當，唐軍從一開始便占據了優勢。①綜合叛亂初期燕軍的主要軍事行動來看，安祿山對於起兵後的軍事其實做了充分的規劃和部署，而與範陽同日起事的大同軍方麵，實際承擔著兩大戰略任務。其一，南下占據太原。正由於安祿山在叛亂前夕並未對河東形成有效控製，因此隻有攻陷太原，方可與河北燕軍形成呼應。其二，西向進襲天德軍。該區域駐有朔方精銳部隊，一旦突破三受降城防線，則可越過黃河一路南下，對長安形成直接威脅。但由於太原方麵在楊光朔被劫之後緊閉東陘關以拒守，因此大同至東受降城一線的代北成為唐燕雙方在北線的實際戰場。
與之相較，兩京方略主張調集朔方、河東的優勢兵力先取兩京，再北上進攻範陽。天寶十四載(755)年底，洛陽、陝郡相繼失陷。此後的半年時間裏，哥舒翰堅守潼關，唐軍的主要兵力集中在與燕軍對常山的爭奪上。但對於玄宗而言，進取陝洛、收複東京才是平叛的頭等大事，前有封常清、高仙芝以“棄陝地數百裏”①獲斬於軍中，後有哥舒翰以逗留見疑於朝廷，究其根源，均在於此。靈寶西原之戰後，潼關不守，長安隨之陷落，兩京方略的重要性進一步突顯。對於在靈武亂離之際登上皇位的肅宗而言，收複兩京不僅意味著李唐社稷的恢複、正統的獲得，同時也是其父子關係得以修複，從而穩固皇位的必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