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得回紇之助以平安史之亂，自古被稱為“借兵回紇”。一直以來，這一約定俗成的說法鮮有學者加以反思，然而隻需稍加留意便會發現，這一公案背後實在有著太多疑點。安史之亂長達七年多時間，其間大小上百場戰役唐軍死傷無算，何以回紇的區區幾千騎兵毫發未損?杜詩有言，“聖心頗虛佇，時議氣欲奪”②,為何肅宗要力排眾議，執意引入回紇軍事力量?諸如此類，至今並未得到很好的解答。我們已經對借兵回紇的政治背景做了較為係統的探討，接下來將對這一事件本身進行逐步剖析，以期對上述諸種疑問給出一個初步的回答。
首先應該明確，唐平安史而“借兵回紇”是一個隨著唐朝自身政治鬥爭和對外關係變化而逐漸清晰起來的觀念，它的形成經曆了漫長的時間。這一決策最初被提出時，以肅宗為代表的唐廷秉持著傳統的四裔觀念，在道義上將之視為天子對遠夷的征發。盡管白桂思(ChristopherI.Beckwith)、斯加夫(Jonathan Karam Skaff)等學者認為“天可汗”廣泛存在於中古時期的東部歐亞諸國③,但這一稱號及其對應的外交地位顯然
在更多情況下傾向於唐朝皇帝，唐太宗將這種天下觀總結為“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①,蒲立本據此認為太宗是最為接近建立“胡漢帝國”的中國帝王②,蔡涵墨(CharlesHartman)也稱唐朝為“多民族帝國”(multiracial empire)③。直至8世紀中葉，“天可汗”的觀念仍然深刻存在於唐朝與周邊民族的政治關係之中，因此即便是在實際政治層麵，肅宗也是以“天可汗”自居，將借兵回紇視為唐朝皇帝對回紇可汗的軍事求助，所謂“修好征兵”④,即修與國之舊好而征兵回紇。肅代時期的史臣將之視為回紇“請和親，願助國討賊”⑤,是對這種心態的精準腳注。杜甫的長詩《北征》中詳細記載了至德二載(757)秋朝廷最初借兵回紇時的情形，詩雲：“陰風西北來，慘澹隨回鶻。其王願助順，其俗善馳突。送兵五千人，驅馬一萬匹。此輩少為貴，四方服勇決。”詩中所敘為當年閏八月至九月間的諸種見聞，杜甫當時所任之左拾遺盡管官階不高，但能夠第一時間獲知朝廷各種決策消息，因而這段詩中“此輩少為貴”一句就顯得尤為關鍵，它反映出唐廷當時對於借兵回紇的普遍期許。或以為少陵“深以借回紇兵為非計”⑥,這種說法似嫌粗疏。結合杜詩一貫的用典特征，這裏杜甫顯然是直接套用了《禮記》關於“(禮)有以少為貴者”的成典。按照《禮記·禮器》的說法，禮“以少為貴”首先體現為“天子無介，祭天特牲”。所謂“介”,其實就是兩國之君相見時的翻譯官。鄭玄注曰：“天子無介，無客禮也。”孔穎達疏曰：“‘天子無介’者，為賓用介，而天子以天下為家，既不為賓客，故無介也。‘祭天特牲’者，特，一也。天神尊，尊質，故止一特也。”①顯然，無論是“天子無介”所體現出的絕對主位，還是“祭天特牲”所蘊含的天神之下萬國之上，在杜甫看來，“以天下為家”的唐朝天子在借兵回紇之事中，應處於絕對的中心和優越地位，而外蕃之兵隻是借以平叛、重振皇綱的輔助手段，不欲其多，重在意義而非真實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