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紇四次助唐平叛中，軍事意義最為重大者是至德元載(756)冬的第一次行動，此次葛勒可汗親自統軍。此前七月，“同羅、突厥從安祿山反者屯長安苑中，甲戌，其酋長阿史那從禮帥五千騎，竊廄馬二千匹逃歸朔方”③。加莫洛夫敏銳地意識到兩件事存在聯係，認為回紇第一次出兵有其自身的政治和軍事訴求，“可視為欲消滅阿史那從禮的軍隊，而後者……試圖恢複處於回鶻控製下的突厥故土”④,可謂切中要害。事實上關於這個問題，還可以結合史料進一步做出探討，茲試論述。
據《資治通鑒》記載，北逃的阿史那從禮進而“說誘九姓府、六胡州諸胡數萬眾，聚於經略軍北，將寇朔方，上命郭子儀詣天德軍發兵討之”①。按照司馬光的觀點，阿史那從禮的叛軍主要是對靈武及其周邊產生了威脅。然而我們綜合其他史料來看，這批“叛軍的叛軍”的野心遠不止此。據《新唐書》記載：
於是可汗自將，與朔方節度使郭子儀合討同羅諸蕃，破之河上。與子儀會呼延穀，可汗恃其強，陳兵引子儀拜狼纛而後見。②
呼延穀居於黃河北岸黑山中，黑山一名殺胡山，“在豐州中受降城正北，如東八十裏”③,其中的拂雲堆建有突厥神祠，亦即突厥碑銘中出現的Iduk bas。呼延穀又稱帶汗穀，此處是突厥越過黃河進入草原的關鍵地點，調露二年(680)三月“裴行儉大破突厥於黑山”④,長安二年(702)正月王供在此阻擊北返的突厥而全軍覆沒，開元四年(716)十月郭知運率朔方軍於此大敗突厥降戶阿悉爛⑤,皆是其例。結合《資治通鑒》的記載來看，郭子儀應是先於呼延穀與葛勒可汗會師，隨後雙方揮師東進，“與同羅及叛胡戰於榆林河北”,亦即勝州的黃河北岸，遂“大破之，斬首三萬，捕虜一萬，河曲皆平”。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