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有必要就借兵回紇與此間唐馬政的變革因緣略做辨析。絹馬貿易向來是唐史研究的熱點③,但這一事件最初的興起原因則鮮有學者關注。按照至德二載(757)複兩京後的約定，唐朝“每載送絹二萬匹至朔方軍”①,之所以選擇朔方軍作為交易地點，在於其與回紇之間深厚的曆史淵源。朔方在唐前期馬政體係中占有重要地位，是隴右諸牧監之外的另一國馬牧養區。與隴右諸牧監不同，靈、夏一帶牧監設置雖有限，但馬匹數量巨大，這與當地大量的內附蕃部密切相關。高宗永隆年間，由於突厥諸部叛亂，安元壽加“夏州群牧使”之任專門清點交割馬匹，上報損失十八萬匹。②唐朝牧監財政由當州財政負擔，這在《儀鳳三年度支奏抄》中有明確規定。③鹽夏諸州與北方蕃部的馬匹交易，在官方與民間都長期存在。先天二年(713)因廄中缺馬，玄宗曾派專人以空名告身前往六胡州市馬④,開天之際，王忠嗣曾將朔方九千匹馬遷往隴右⑤,都是官方市馬的例證。《太平廣記》記載了會昌、大中之際，銀州刺史田鐵曾“私造鎧甲，以易市邊馬布帛”⑥,足見鹽夏諸州易市邊馬在整個唐朝都存在。葉護在複兩京後提出北返回紇的措辭是“須歸靈夏取馬，更收範陽”⑦,但靈、夏諸牧監的國馬未必真為回紇所用，而是如賦役中“納庸代役”般，由唐朝政府支付相應的馬價，以供回紇進一步的軍事行動。這是唐朝與回紇絹馬貿易的最初緣起，其出發點在於補給回紇作戰中的馬匹消耗，選擇朔方是依托當地龐大的內附蕃部及成熟的牧監體係。至德元載(756)李承案出使回紇後，當年冬天葛勒可汗親自率軍至河曲，“與朔方節度使郭子儀合討同羅諸蕃，破之河上”①,次年二月初六返回汗庭。②如果杜甫“送兵五千人，驅馬一萬匹”的說法屬實，則不排除回紇確實將少部分軍隊和半數戰馬留駐朔方，這或許也是葉護“歸靈夏取馬”的直接所指，但從留回紇軍隊於沙苑來看，其深意無疑在於向唐朝索要馬匹補償。在廣德元年(763)仆固懷恩所作的《陳情書》中，其提及“去年秋末，回紇仗義而來”,即寶應元年(762)第四次借兵回紇之事，當時回紇取道太原南下，返回漠北時朝廷令仆固懷恩“餞送”,懷恩“遂罄竭家產，為國周旋”,適值“從潞府過”,遂將“於回紇處得絹，便與抱玉二千匹以充答贈”。③回紇北返所攜帶的大量絹帛，應即為唐朝政府對其“征兵”的補償，這種摻雜著朝廷賞賜與姻親交好的行為背後，實為雙方的經濟交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