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對燕政權前後兩個階段的差異做出探討的基礎上，我們可以對其與戰後河北格局的關係進行論述。彼得森指出，保留安史降將是唐朝的既定政策④,而蒲立本則觀察到寶應元年(762)諸將歸唐與至德二
載(757)史思明偽降之間存在著高度的相似性和處置思路的延續性⑤。最近，仇鹿鳴從這種延續性中發現了兩次平叛的重要差異，即光複兩京後唐朝力求嚴懲“貳臣”,而最終平叛時卻“采取懷柔綏服的政策”。①上述研究抓住了唐朝平叛的本質，與傳統史家專意苛求一人一事相比較，無疑是巨大的進步。不過這種論述還有很大的辨析空間，尤其是當我們從燕朝內部出發，注意到史燕革命所產生的分水嶺作用時，會發現安史易代之際其內部士人群體遭受重創，而真正的武將問題其實是由史思明帶來的。有鑒於此，我們有必要對燕政權的文士和武將分別予以探討，以便更為深入地觀察河北藩鎮格局在最初孕育時的種種蛛絲馬跡。
作為一次蓄謀已久的政治行動，安祿山發動的叛亂從一開始就具有兩方麵的特點。一方麵，武力征戰是其僭偽後的主要行動；另一方麵，重要決策卻出自身邊幕僚。正是安燕前期特殊的政治目的，以及安祿山一人獨尊的權威，造成了這種看似矛盾的現象。也正因此，無論對於力求早日平叛的唐朝抑或是心懷不軌的史思明來說，安燕的高層文官群體都是其打擊的重要對象。表麵上胡人跋扈的安燕時期，其命門卻恰在安氏父子身邊的這群士人身上，我們可將這個群體稱為“幽州文士集團”。他們是安祿山在叛亂前所建立的以寒族文人為主的幕僚集團，大致形成於天寶後期，多以文學知名或晉身。按照《舊唐書》的說法，祿山“引張通儒、李庭堅、平冽、李史魚、獨孤問俗在幕下，高尚掌書記，劉駱穀留居西京為耳目”②,這為我們列出了幽州文士集團中最為核心的人員名單。上述諸人中，張通儒，天寶十載(751)由大理寺外調至河東任節度留後判官③,加入了安祿山與吉溫的政治聯盟；十三載(754)兼任群牧都使判官，協助新任群牧都使的安祿山交接並清點群牧①。平冽，天寶六載(747)十二月尚以監察禦史的身份參與辦理楊慎矜案②,說明他是此後才進入幽州文士集團的。李史魚，開元二十一年(733)應製科舉之多才科及第③,天寶十載(751)曾與宋昱同撰《唐張君神碑》,後者當年以中書舍人知銓選④,說明李史魚當時仍在京師為官。⑤而到了天寶十二載(753),他已經代表安祿山巡視德州了。⑥據此來看，李史魚可能是在天寶十一載(752)前後進入幽州幕僚係統的。至於高尚，盡管未由科舉入仕，但少時即“甚得文章之名”,並因此於天寶六載(747)經安祿山奏為平盧掌書記，“出入(祿山)臥內”。⑦同樣在天寶十二載(753)巡視德州的閻寬，天寶六載(747)尚以醴泉尉的身份撰寫《溫湯禦球賦》①,推測也是隨後進入幽州幕僚係統並得授監察禦史。由此可見，安祿山的幕僚群體是一個在特定時間段形成的擁有類似背景的文人政治集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