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當時唐燕雙方力量的綜合對比來看，唐廷所采用的實用主義平叛思路無可厚非。至德二載(757)年末至乾元元年(758)年初，史思明、高秀岩、能元皓等相繼歸唐，這一“中興諸將收山東”的盛況讓詩人杜甫油然生出“隻殘鄴城不日得”①的殷切期盼，這是當時唐朝上下樂觀情緒的真實反映。然而史思明旋即複叛，將朝廷安插在幽州的親唐力量**滌殆盡。乾元二年(759)春，九節度兵敗鄴城，史思明遂得根除安氏殘餘，與薛嵩、張忠誌等地方實權叛將達成和解。安史易代，後燕再起，不到一年的時間內河北風雲突變。史燕時期最為重要的變化，是河北地方軍將權力的日益擴大和統轄區域的逐漸明晰。伴隨著這種深層變動，河北藩鎮格局已然初見形態。目前學界普遍認為綏靖安史降將實出於代宗本意，“是當時河北叛黨勢力尚強大下不得不采用的一種策略”②,且這種方針具有內在延續性，在處置思路上，“與757年史思明歸唐時如出一轍”①。這些論述基本闡明了戰後河北割據狀態產生的原因。然而，割據隻是河北藩鎮所呈現出的整體形式，具體到政治特征而言，它包含兩個重要特點，即父子相傳的“河朔故事”②和節帥易代的頻繁動亂。③而這兩個特點的淵源因由，則需要從燕政權尤其是後燕時期的內部嬗變予以探尋。
玄宗朝後期，節度使大致有兩種來源。一種是自節度衙前的偏裨將領拔擢得任。④史載開元二十六年(738),幽州節度使張守珪“裨將趙堪、白真陀羅等假以守珪之命，逼平盧軍使烏知義令率騎邀叛奚餘燼於潢水之北”⑤,可見早在開元末期，幽州節度使身邊的裨將便對平盧軍使這樣的高級武將的權威構成嚴重挑戰。天寶初年供職於河西節度使麾下的偏將哥舒翰、安思順等後來也皆成節帥。另一種則是由軍鎮經略使或州刺史升遷而來。⑥史載天寶九載(750)“朔方節度使張齊丘給糧失宜，軍士怒，毆其判官”,時任天德軍使、朔方兵馬使的郭子儀“以身捍齊丘，乃得免”,不禁使胡三省發出“當此之時，唐之軍政果安在也”的感慨。⑦當然，這隻是就武將遷轉特點所做的粗略劃分，兩種經曆兼而有之的節帥多有人在。然而如果將這兩種遷轉途徑放置於燕政權的存續七年的封閉時間段裏來觀察，我們會發現其意義變得格外突出，並為理解河北藩鎮格局的特點提供了重要思路。我們將燕政權中的這兩種模式分別稱為“節帥出偏裨”和“節帥出軍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