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安史之亂的最終平定，以往史家主要集中於探討唐朝方麵的政策意圖。事實上如果站在燕政權的角度看，這場叛亂的終結其實更像是一次唐燕雙方的政治媾和。彼得森曾經表示，寶應元年(762)秋的大進軍誠然迅速終結了叛亂，卻具有相當的“欺騙性”,而唐軍最終的所謂勝利“是通過主要叛將及時的投降才實現的”,這些將領很可能“在投降前得到了包括個人安全及權力在內的具體承諾”。①現在來看，彼得森的推測不無道理，隻不過這種“具體承諾”的兌現遠沒有我們想象的那麽被動。諸多史料表明，出於對自身利益的考慮，史燕的地方節帥主動與唐廷達成了默契，將孤立並終結史燕的統治作為雙方的共同目標。
這種主動獻媚在當時燕朝實權派將領中成為一種普遍選擇。按照正史的說法，寶應元年(762)十月，“元帥雍王率諸軍進發”,在洛陽北郊橫水與叛軍展開決戰，叛軍大敗，“史朝義奔冀州”,唐軍遂“收東京、河陽、汴、鄭、滑、相、魏等州”。隨後，叛軍“恒州節度使張忠誌以趙、定、深、恒、易五州歸順”,“於是河北州郡悉平”。②事實上在唐軍收複東京之前，駐守相州的燕將薛嵩已召集麾下，明確了歸唐意向。從《薛嵩碑》的記載中我們知道，寶應元年(762)十月甲戌橫水戰敗後燕軍渡河北逃，一時“爭舟截河”、草木皆兵，薛嵩果斷“命塞杏園之津，絕鬆漠之路”,扼住了燕軍北返幽州的必經渡口。①次日雍王便上奏代宗，稱已“收東京、河陽、汴、鄭、滑、相、魏等州”。毫無疑問，即使唐軍追擊的速度再快，也不可能在一夜之間由洛陽到達相、魏等州，薛嵩顯然早與唐廷達成一致，使史朝義成為甕中之鱉。碑文所謂“群凶梟首，海塞克清，公之謀也”②,恐非虛美。與之相類，張獻誠也在當時“募間道入秦之使，申潛謀破虜之策”,當唐朝大舉進攻洛陽時，“朝義乞複郊”,而張獻誠反戈助唐，並以“巨寇奔北而受蹩，官軍自東而勢，公之力也”自得。③張忠誌、田承嗣等所為大致相同，遂使曆經四代君主的燕政權一夜瓦解。蒲立本認為，“不同於安慶緒的是，史朝義被追捕，未被給予重整旗鼓的機會”,而河北諸將的歸唐，在事實上遺棄了史朝義④,這是非常深刻的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