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仆固懷恩叛亂的直接原因，李鴻賓在其《唐朝朔方軍研究》中做了較為全麵的研究。他總結了從傳統史書到近人論著的觀點，要可分為蕃漢心理隔膜、與辛雲京的個人矛盾、承代宗旨意而為犧牲品三類。李鴻賓在認可上述觀點的同時，強調必須承認仆固懷恩結黨養寇、拒命反叛這一事實。①彼得森的觀點也較中允，他認為懷恩因與辛雲京關係惡化而“懼怕懲罰”,而他“進攻(太原)之舉及其失敗促使朝廷加快了對其限製的步伐，而這種限製措置失當”,最終“愛子及地位的喪失使他產生了對唐廷深入持久的仇恨感”。②在吸收前賢成果的基礎上，我們希望進一步指出：仆固懷恩的種種越位之舉加速了原本對其持保留態度的內附蕃部以及與其本無統屬關係的河東實權派彼此靠攏；而反仆固氏諸蕃部力量與河東實權派的聯合，又在無形中加劇了仆固懷恩對他們的猜疑，使得積累已久的矛盾一觸即發。在這種情況下，榆次兵變無疑成為最終的導火線，使這種矛盾瞬間爆發。隨著唐紇關係日趨緊張導致唐室政策改變③,手握重兵而結引回紇的仆固懷恩選擇了叛亂，成為河東公敵。
具體來講，仆固懷恩叛亂的原因可以從三個方麵予以分析。首先，仆固懷恩出身朔方集團，與安史之亂後實際控製河東的隴右軍事集團原本就存在隔閡。章群指出，安史之亂後內調平叛的“朔方軍自成一係統，對於已失部眾的河隴諸將，自有其排斥性”,加之“河西自北朝以來，保存了中國文化，河隴諸將頗受其沾溉”,與內附不久的蕃將仆固懷恩“地區既不同，習染於中國文化也久暫不一，由此而影響了二者對唐室態度的分歧”。基於這兩點原因，作為朔方軍隊實際統帥的仆固懷恩，遂與當時掌控河東實權的河隴集團將領辛雲京等人產生對立。①我們已經知道辛雲京與張奉璋間的親密關係，而雲京之崛起與另一位實力派將領張光晟的支持同樣密不可分。史書記載了張光晟在王思禮麵前力救辛雲京的一段公案。②據本傳可知辛雲京托望河西，實“客籍京兆，世為將家”③,當係借軍功遷轉而官至代州刺史，一度不被出身河隴、掌握河東實權的王思禮所信任。而張光晟則以騎卒隨王思禮出戰潼關。天寶十四載(755)封常清敗退後，朝廷“以哥舒翰為太子先鋒兵馬元帥，領河、隴兵募守潼關以拒之”④,翰以思禮“充元帥府馬軍都將”⑤。此前王思禮為關西兵馬使兼河源軍使，故知張光晟為王思禮隴右舊部。前述授馬之事或有誇大，卻據此可知雲京乃以結納思禮舊部而得保其位。《張奉璋墓誌》中同樣有他早年在隴右參與“複黃河九曲”的戰鬥並“充關西十將”的記載。從時間及兵種、地點來看，他無疑也是王思禮舊部。張光晟與張奉璋的類似經曆表明，因平亂而入關的隴右軍事力量在肅代之際牢牢控製著河東局勢，縱使身為節帥如辛雲京，亦須通過認可這個集團而與身其中。仆固懷恩出身朔方，在安史之亂中長期行營作戰，雖然擁兵數萬甚至數十萬，卻缺乏固定的根據地和勢力範圍，實際控製河東軍事的隴右諸將與其既無淵源又不統屬。在這種情況下，仆固懷恩的任何越位之舉都將招致激烈排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