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明帝太和二年，又出現了一個有關察舉的重要詔令。《三國誌·魏書·明帝紀》太和二年六月詔：
尊儒貴學，王教之本也。自頃儒官或非其人，將何以宣明聖道?其高選博士，才任侍中、常侍者；申敕郡國，貢士以經學為先。
對於此詔，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貢士以經學為先”之製。前述魏文帝黃初三年詔，有“儒通經術，吏達文法，到皆試用”之語，所取乃東漢順帝左雄奏定之“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箋奏”兩科取人之法。左雄此法，後由黃瓊奏增“孝悌”及“能從政”二科而合成四科；至黃初三年詔，複以儒生、文吏兩科為稱了。這是漢代選官以儒生、文吏兩大群體為主要對象的鮮明反映。但到了東漢後期，儒生、文吏這兩個群體大致趨於融合；經過名士運動，知識群體的強大社會影響更造成了“以名取人”的現實。單純的文法之吏，地位已相當低落，他們在選官中，事實上已不占重要地位了。
據《北堂書鈔》卷七九引應劭《漢官儀》:“孝廉，古之貢士，耆儒甲科之謂也。”可見在漢代後期人之觀念之中，孝廉與經術考試是密切相關的。事實上，我們也幾乎找不到此期文吏舉孝廉試箋奏之實例。所以，雖然黃初三年詔承襲舊例以儒生、文吏並稱，但實際上試經之儒生恐怕要占絕大多數；“吏達文法”到亦試用之語，可能隻是虛應故事。至魏明帝“貢士以經學為先”之詔，則已明明不及文吏了。漢代儒生、文吏兩大群體的融合，至此終於在王朝製度上得到了反映，儒生士大夫成了察舉的主要對象。
黃初年間，關於孝廉察舉曾經有過一場重要辯論。《三國誌·魏書·華歆傳》記其時華歆為司徒：
三府議：“舉孝廉，本以德行，不複限以試經。”歆以為“喪亂以來，六籍墮廢，當務存立，以崇王道。夫製法者，所以經盛衰，今聽孝廉不以經試，恐學業遂從此而廢。若有秀異，可特征用，患於無其人，何患不得哉?”帝從其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