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舉既然重經術、行射策，那麽徒精文法之文吏，便無從仕進了。《三國誌·魏書·衛覬傳》記其奏言：
九章之律，自古所傳，斷定刑罪，其意微妙。百裏長吏，皆宜知律。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縣命，而選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請置律博士，轉相教授。
奏上，“事遂施行”。由之可見，從秦始皇時之“獄吏得貴幸”,經數百年之發展至此，文法吏地位已發生了重大變化，已經到了“私議之所輕賤”“選用者之所卑下”的地步。無論是在社會輿論或王朝選官之中，他們都已讓位於“經明行修”之士大夫了。
但帝國官僚行政畢竟不能離開刑政法律。魏明帝“貢士以經學為先”之法，既然已經改變了“吏達文法”到亦試用的舊規，察舉之途文吏已無緣涉足，於是便有衛覬之奏，以期能為“明法”之文吏尋找出路。其辦法，是專設律博士以培訓之。兩晉南北朝中，這一辦法被斷斷續續地沿襲下來了。《晉書·職官誌》:“廷尉，主刑法獄訟，屬官有正、監、評，並有律博士員。”又《大唐六典》卷二一：“(晉)廷尉官屬有律博士員……東晉、宋、齊並同。”知識群體與文吏群體在秦漢間的長久分立與衝突，在知識群體占有了優勢之後，遂以律博士及其弟子員的形式，為政府行政所需之“明法”人才保留了一席之地，係一縷於不絕。
大致說來，漢代之丞相辟士四科，至東漢陽嘉新製時變為孝廉察舉之儒生、文吏二科；後由黃瓊之奏，又增孝悌及能從政而複為四科；曹魏文帝黃初中，複以儒生、文吏二科為稱；至魏明帝太和中“貢士以經學為先”,最終又歸結為經術一科了。選官標準上這種分科的變換，顯然反映了儒生、文吏日趨融合，並由士大夫取代單純的文吏的過程。但必須指出，魏晉以降孝廉之舉雖已歸於一科，可是這一科目反而又以“四科之貢”為稱了。在漢代反而無此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