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東漢後期的“以名取人”與“以族取人”,我們業已指出，前者是知識群體的政治影響和人物評價標準的反映，後者則表現為親緣關係支配政治權力分配的特權因素。時至曹魏，這些問題不但沒有淡化，反而在新的形勢下更為深刻了。
曹操與文帝曹丕之時，仍有一些身負盛譽的名士，依然熱衷於交遊結黨，品題清議，並形成了一種特殊的政治勢力。他們被曹魏統治者稱為“浮華交會之徒”,並加以嚴厲鎮壓。如孔融、魏諷、曹偉等，皆以“浮華”事敗。但魏文帝至魏明帝時，卻又出現了一批新的浮華之徒。如何晏、夏侯玄、諸葛誕、鄧顧、畢軌、李勝等，以“四聰”“八達""三豫”等號相為標榜，合黨連群，褒貶人物，交遊放誕，傾動一時。魏明帝“以構長浮華，皆免官廢錮”①。
這批新的浮華之徒，與漢末名士已頗不相同。他們既是“當世俊士”,以才華智慧為當世矚目，同時又是當朝高官權門的貴公子，以父祖勢位少居清要，煊赫於時。在突破正統官學而探索新的思想價值，以月旦品題建立士林輿論，以及交遊清談的文化風習等方麵，他們與漢末名士確實有一脈相承之處，故“浮華”也被視為一連續性的問題。但也應特別看到，他們在政治上已屬於權勢者一方，已無“以天下名教是非為己任”之信念，不再以清議方式對抗專製皇權，而是利用優越的家族勢位分割權勢，奢侈享受，清談玄理，虛無放誕，成為一種新式的文化貴族兼政治貴族。盡管他們也受到了曹魏王朝的打擊，但自此以來此類人物卻依然源源而生。“名士”因素與“官族”因素的合一，終於形成了“士族”階層。而魏明帝時那一批高門名士，就是中古士族的最初一批典型代表。故袁宏作《名士論》,以“正始名士”為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