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述背景，我們進一步討論察舉製在選官體製中的地位變化。魏明帝深惡“浮華”,命令察舉實施“以經學為先”,使郎吏試經及從名儒受經，宣稱“今學者有能究極經道，則爵祿榮寵，不期而致”,這些措施的目的，都為了抑黜“浮華不務道本者”。察舉製在漢末曾受到了“以名取人”的衝擊，但其製度本身卻曾經長期而有效地服務於帝國行政。所以王朝希望以整飭察舉來保證對官員之德行、經術和功能的要求，以抑止逐末求名者。至於太學之崇立，亦有同樣意義。《三國誌·魏書·劉靖傳》
載正始年間劉靖請振興太學，稱“使二千石以上子孫年從十五皆入太學，明製黜陟榮辱之路。其經明行修者，則進之以崇德，荒教廢業者，則退之以懲惡”,如此則“浮華交遊，不禁自息矣”。又同書《王昶傳》記其嘉平中請“崇道篤學，抑絕浮華，使國子入太學而修庠序”。他們都把興學作為抑止浮華交遊的良好辦法。
但自東漢左雄改製以來，孝廉已漸成“耆儒甲科之謂”;魏明帝“貢士以經學為先”之詔，更有使試經成為察舉之中心環節之勢。習經應試需要大量時日與精力；考試一趨嚴密，對德行與功能的要求不免就難以兼顧了。
為加強對功能的考察，魏廷的對策是嚴密考課。劉虞在批評選舉以毀譽不以治績後，又建議歲課長吏，《三國誌·魏書·劉虞傳》注引《劉虞別傳》:“課之皆當以事，不得依名。”又同書《盧毓傳》,記魏明帝斥“名如畫地作餅”,教“選舉莫取有名”,盧毓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愚臣既不足以識異人，又主者正以循名案常為職，但當有以驗其後。故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今考績之法廢，而以毀譽相進退，故真偽渾雜，虛實相蒙。”其言為帝所納。明帝與盧毓在反對“以毀譽相進退”上，並無不同。但明帝初對“名”作絕對否定，而盧毓以為雖有名實不副者，卻也不乏“畏教慕善，然後有名”之名實相兼之人；如果“有以驗其後”,便可保證名實一致。“驗其後”之法就是“明試以功”,實行考績。明帝自然會讚成其說。景初中，劉劭作《都官考課》七十二條，並《說略》一篇。後來反對浮華的王昶也曾奏上考課之法，《太平禦覽《藝文類聚》等史籍中存其片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