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曹魏時期，人們曾有使中正考德行、察舉試經術、考課考功能這種意向。但隨著政治文化的發展，中正製度最終變成了一種保障士族門閥入仕特權的製度。
正如學者以往的研究所指出的那樣，中正製與漢末士林品題清議之風有著直接的關係。我們可以說，它起源於“以名取人”。漢末之士林輿論，大致上是“非官方”的，所以也被視作“鄉論秀士升之司徒"的那種"鄉論”。在這種“鄉論”之中，原已有以高下先後次序評定士人之風了。如許劭評樊子昭為“汝南第三士”;士林共論陳蕃、李膺之先後而不能決，蔡邕一言以定之；甚至桓帝也曾詢問過陳蕃：“徐釋、袁閎、韋著,誰為先後?”曹魏時陳群定九品官人之法，由中正提供士人品狀，"品"以敘德行高下，“狀”兼敘材行所任。這樣，“鄉論""清議"便因之而正式化、"官方化”了。
中正以品第高下為未仕者確定入仕資格，對已仕者則要根據其德行表現升降其品，但並不直接參與銓選遷黜，它好像一個專門的審核推薦組織和監察組織；中正又非專職，而是由本籍朝官兼任的；中正品評，特別地被稱為“付之清議”“付之鄉論”。這正反映了既要使“鄉論”“清議”官方化，又企圖保持其某些本來特點的意圖。
漢末的“以名取人”,曾經造成了“位成乎私門、名定乎橫巷”,“序爵聽無證之論，班祿采方國之謠”之局。中正製既然要體現“鄉論”,就必定麵臨著同樣問題。曹魏時夏侯玄討論中正製，就曾提出“孝行存乎閭巷，優劣任之鄉人”這種形式，如過度發展就可能造成“天爵下通”“庶人議柄”與“機權多門”,“奚必使中正幹銓衡之機於下”,希望使中正權責隻限於德行品評，不要幹預過多。衛璀等亦稱“其始造也，鄉邑清議，不拘爵位，褒貶所加，足為勸勵，猶有鄉論遺風”。似乎最初中正定品結狀時還能盡其努力征諸“鄉論”,體現了“庶人議柄”。但更為重要的是，在發展中，中正最終既背離了民間輿論，也未通過“鄉論”的官方化而加強了皇權官僚政治；其所分割的選官權威，最終是落入了士族門閥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