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的察舉製度，兼含“以德取人”“以能取人”和"以文取人"多種因素，在發展之中，它們也各自獲得了不同的製度化形式。在漢代後期，察舉之實施還受到了“以名取人”的強烈影響。但自從孝廉、秀才先後實行了射策對策之法以來，考試之環節的分量便一直在不斷地加重，“以文取人”的原則在不斷地強化。
劉宋時孝廉之舉一度較重孝行，但總的說來這不過是一個小小曲折。由宋有《元嘉策孝秀文》、梁有《孝秀對策》一點，可知南朝孝廉之舉，似仍以經術策試為中心環節。梁代又別有“純孝”之舉。《梁書·孝行吉粉傳》記丹陽尹王誌“欲於歲首舉充純孝之選”;同書同卷《劉曇淨傳》記，“會有詔，士姓各舉四科，曇淨叔父慧斐舉以應孝行，高祖用為海寧令”;同書同卷《庾沙彌傳》記，“族兄都官尚書詠表言其狀，應純孝之舉，高祖召見，嘉之，以補歙令”。又《南史·孝義沈崇愫傳》:“郡縣舉至孝，梁武聞，即遣中書舍人慰勉之，乃詔令釋服，擢補太子洗馬，旌其門閭。”由舉主身份各異一點可知，“純孝”並非孝廉之別名。《宋書·孝義傳》多見孝廉，而《梁書·孝行傳》卻多見“純孝”。由“純孝”之別設一科，亦可反映孝廉一科與孝行已不甚相幹。
齊、梁之時，孝廉已頗少見。孝廉察舉之員額，據《宋書·百官誌》是“江左以丹陽、吳、會稽、吳興並大郡，歲舉各二人”。又《通典》卷十四《選舉二》:“宋製，丹陽、吳、會稽、吳興四郡，歲舉二人，餘郡各一人。”查《宋書·孝義傳》,會稽太守王韶之以潘綜、吳逵孝義純至，“並察孝廉”,是恰為二人。但據徐文範《東晉南朝輿地表》,宋文帝時郡數233個，齊建武時365個，梁大同中已達586個。郡數如此之多，而所見之孝廉反而日益減少，不成比例。那麽,荒郡遠邑是否都有歲舉孝廉一人之資格，就是大可懷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