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在當時從漢族看來，“五胡”是未開化或半開化的部族，但他們在黃河流域的軍事政治勝利，卻說明其部族製度與軍事組織之中，存在著把這種政治力量創造出來的深厚潛力。在鮮卑部族進入中原之後，農耕社會所要求的那種管理方式，被趕走的那個帝國留下的文物製度，與鮮卑軍事部族組織的結合，創造了一個強大有力的專製皇權，並為官僚政治的發展，開拓了新的前景。在南朝，盡管皇權已有所振興，但士族政治積重難返，“主威獨運”是打了折扣的；而北朝乏皇權，卻具有真正的權威；它所支持的官僚政治，也因而獲得了南朝所不能比擬的發展可能。
例如，考課不勵，散官冗積，內官重而外官輕，玄風盛而文法衰，等等，都是魏晉南朝以來士族政治造成的無法擺脫的積弊。在北朝情況則不同。北魏自孝文帝太和十八年九月下詔考課以來，“大考百僚”就成了經常性的活動。就《魏書》有關記載看來，盡管由於政治體製的發展水平有限，當時的考課還難免“比肩同轉”“事同泛涉”之弊，但同時“貴賤內外，萬有餘人”,“官罔高卑，人無貴賤”統統參加考課的情況，卻給人以深刻印象。“眾人競稱考第，以求遷敘”一類記載，更反映了是“考第”而不僅僅是“門第”“品第”,成了官吏晉升的常規性依據之一。又如散官北魏亦有，但據《魏書·高陽王元雍傳》,北魏之散官“或以賢能而進，或因累勤而舉”,而且並非屍祿素餐之人，“任官外戍，遠使絕域，催督逋懸，察檢州鎮，皆是散官”,他們有大量繁劇的臨時差遣，且不能免去考課，考課時待遇又低於職事之官。①又如北朝也有士族貴遊不樂為親民外官的情況，但王朝的態度卻頗不相同。北魏孝明帝時辛雄請“如前代故事，不曆郡縣不得為內職”,用西晉“甲午製”之法，因孝明帝崩而未果。北齊元文遙當政時，遂密令搜揚貴遊，集於神武門外宣旨唱名任以縣令，“士人為縣，自此始也”。這種措施之果決嚴厲，在兩晉南朝是不可想象的。當時名門隴西李超、範陽盧昌衡等即在其選，且後來政績可觀。在西晉遭到失敗的“甲午製”,在北齊卻最終獲得了成功。